新奥创新讲坛之一: 郭重庆院士--服务转型—一个世界性的趋势
发布人:Admin | 发布时间:2010/5/11 | 已被浏览:2611

 

主讲人:郭重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各位朋友,各位同事,各位同学:
        下午好!我由于长期在产业部门工作,总是感到中国经济发展与其说是一个资金和技术问题,不如说是管理问题。中国的问题是一个管理问题,不管是在宏观层次上或者微观层次上,都是实用的。因此这几年我做了一个大的转型,就是不务正业了,原来制造业的背景转向做一些管理领域的研究。但在管理科学的领域里面,我还是一个新兵,很多地方还要请教诸位。
        今天我的题目是服务转型---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因为服务科学最近很热,我们也试图做了大的课题,也开了很多次会。我想今天还是讲服务科学,副标题就是服务制造---中国制造业能级提升新的机遇。
        近几年国际上正兴起一个非常活跃、引起管理领域关注的学科叫服务科学。它发端于04年美国竞争委员会的国家创新计划,以服务科学概念作为21世纪美国国家创新战略之一,并首先提出来。但真正提出服务科学的是在02年,把它列为国家竞争委员会在04年,得力于一个领袖型企业家IBM的大力倡导,因为最早02年是IBM首次提出来服务科学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IBM首先曾提出计算机科学,当时响应并不多,因为计算机在50年代刚刚开始发育。我记得当时到工科院去的时候,工科院院长说当时人对计算机科学的认识还非常肤浅,他们认为大型计算机需要6台。当时只有几所大学,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MIT,成立了计算机的学科。50年以后很难设想综合性的理工大学没有计算机学科。这一次IBM又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提出了服务科学,就是SSME。响应的、肯定的很多,特别是这几年新上任的CEO几乎整天围绕这么一个课题,并且陆续在世界各地开了很多这样的会。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求不是来自于高校或者是研究机构,而是出自一个企业,倒是值得琢磨的一件事。应该相信外部需求的迁移与信息技术的支撑奠定了这个学科良好发展的预期。
 
21世纪全球经济的特征:信息技术与服务科学正改变世界。
 
      现在我们来看21世纪世界经济的特征是什么?
      21世纪全球经济的特征是信息技术与服务科学正在改变世界。服务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大趋势,孕育了大量的发展和创新机遇。最近美国《商业周刊》在封面上说了这么一句话:是下一件大事。尽管美国服务业的产值已经很高了,高达GDP的80%左右,但是服务仍然被认为是一件大事。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在于不断的满足不同阶段人的需求。比如说工业化阶段,它解放了人的手脚,如人出行的工具,人的生产手段,基本上工业化解决了这个问题。人们现在的生产手段可以说不可同日而语了。信息化阶段扩充了人的大脑,可以说信息化阶段是近一百年来最大的技术发展。现在服务化是满足人个性化的需求。
        而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比欧美滞后了200年,在信息化上是刚刚挤上了车。假如这一次能够抓住服务化转型的机遇,在服务创新上有所作为的话,中国有可能在电子商务新的模式上实现突破。因为在制造模式或者商业模式上中国可能遇到一种突破的机遇,推动社会大分工,颠覆传统的制造模式与商业模式,并将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并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这是我对全球经济的一种预测,我觉得在这里面中国有可能制造新的商业模式,可能要对全球经济做出比较大的贡献。
        人们在工业化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产品的提供,而忽视了服务的提供。服务科学中创新是核心。IBM特别强调服务科学的核心是服务创新,服务创新也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这些都是IBM倡导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共同创造获得了价值,这是IBM对服务的定义。现在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目前看来IBM这句话是大家比较接受的: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在服务提供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获得了价值。比如说我们在一种普通的环境下,人们手持一个终端,一个3G手机或者一个上网本,就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通过云,随时随地得到一个满意的、个性化的解决方案,比如医疗、教育、娱乐、购物等等,体现了服务的多样性、时实性、便捷性和交互性。产品与服务相伴而生,相得印彰。
        看最近iPod,这个人是很了不起,他往往把制造模式和商业模式结合起来。得到一款MP3手机,同时可以得到音乐下载的服务。现在看iPod和一些软件的提供,它是与商业制造模式相伴而生的。今后很可能有很多产品不提供产品,直接由服务商来提供了。比如今后可能没有碟片,由服务商给提供,这个是一个趋势。制造业价值链的解构,是当前经济的一个特征。制造业价值链的解构,其生产要素社会化、国际化的配置是当今全球经济的一大特征。芝加哥学派的诺贝尔奖得主,应该说他是经济学的教父。他在《企业的性质》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企业内部存在管理,而资源在市场化培植中存在交易费用。资源市场化配置,生产要素从企业内化到外化的前提是企业交易必须小于内部的管理成本,这个公式应该是我们今天内化到外化配置的一个前提。
        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时也促进了生产要素社会化的配置。冷战以后世界经济取得最大的一个进步,就是经济全球化,也就是资源全球化的配置。这当然触及到一个敏感的市场化意识形态问题,因为经济的全球化是以市场化配置资源为共识基础的。就是说没有市场化配置资源这个共识基础,就没有全球化,也就没有今天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发展和全球的政治经济地位,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尽管人们在不停的反思市场化,不停的反思全球化,但它确实是一个由不得人的历史进程。中国是全球化的得益者,这个得益者首先是在我们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前提之下,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全球化的配置。制造业的发展也是遵循这个规律的,价值链的解构到产业实体性的转移,这个的确是由不得人的。
服务业是粘接剂
 服务业是粘接剂。粘接剂是服务业上的一个提法,因为服务业的功能实际上是将社会化、国际化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整条价值链中各个环节联合起来。有人说冷战的标志是柏林墙,它阻断了资源市场化的配置;全球化的标志是互联网,网络化的研发、网络化的设计、网络化的销售和网络化的服务。服务业把他们统统联合起来了。中国的中心城市与其说是制造能力强不如说是服务能力强,一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取决于服务业的质与量。我们作为一个上海市民,感觉到上海正处在转型的痛苦中间。考量上海是不是一个中心城市的是服务经济的质和量,绝对不是制造能力。我们看今天全球汽车制造的中心--底特律的悲惨迹象,西雅图未必就是美国的中心城市,美国的中心城市一定是服务业聚集的地方。今天对上海来说,不管是不是两轮驱动,它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服务经济、服务城市,取决于它的服务经济质和量。假如上海的管理层无法达成这么一个共识,那上海是没有希望的。
生产型服务业的互动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个大家还是各有各的看法。什么是生产型服务业?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最早是科技部在中长期科学规划的时候提出来的,并且立了一个专项,叫现代服务业。定义是什么呢?就是IT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支撑的服务业。这种解释在国际上很难取得共识。世界上,对服务业的划分不管是用世界银行的还是其他的标准,基本上是指生产型服务业、终端服务业、消费者服务业。按照服务对象来分类,消费者服务业是一般的零售、餐饮和旅游;生产型服务业的对象是生产者,而不是终端,它不是为终端消费者服务的。现在世界上,制造业和生产型服务业是互动的,不是混合物,它的边界几乎是不清楚的。这毕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制造业发展和服务业之间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了,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从制造业发展来看,服务业的趋势越来越显现了;从服务业的发展来看,生产型服务业中间投入的研发、供应链、销售制造正在兴起,这些都是生产型服务业。它是内化到外化的配置,也就是霍斯讲到的资源配置原来是在内化。假如社会教育很低的话,可能就是外化的配置,可能就变成第三方了,比如说原物流内部配置,现在变成第三方。交易费用低,企业肯定选择第三方的服务,也就是第三方物流,甚至第四方的物流,这就是中间的服务业。中国生产型的服务业发展滞后,必然成为中国制造业瘦身转型,能级提升的一个瓶颈。在国外,制造业的这个瓶颈基本上出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哈默尔提出要突出核心竞争力,所有的欧美制造业企业都瘦身转型了,该不做的都不做了。他说一切生产的流程都外置了,都瘦身了。中国制造业还没有瘦身转型,试图打通上下游,通吃一个产业价值链首尾,这是目前中国制造业最大的弊病。
我认为中国制造业的突破是在业外。为什么这么讲?今天的研发、物流和销售服务不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围墙之外第三方的服务。今天我们说单打独斗式的制造业创新模式日益不符合潮流,开放式的制造业创新模式符合发展的规律。不管3G也好,高清的DVD模式也好,很难有一个企业在一个国家永远都占据首位,这是不大可能的。 我们中国要试图做到在整个价值链独具鳌头,我觉得这是一种妄想,是一种误导,肯定是做不到的事。拿3G来说,3G是融合了世界所有人的智慧。压缩技术等很多技术都在里面。我们自己提出来的标准,CDMA我们在中间的专利仅仅占7%,93%需要购买国外的专利。CDMA实际上是一个专利,是大家共享的。如果有技术、专利就可以抵消它的专利。如果没有,就得购买它的专利。比如说今天新的高清DVD,蓝光和红光基本上是世界性的。欧洲的企业、美国的企业、日本的企业组成了不同的联盟,就是红光联盟。一个国家要打通这个产业的价值链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是做不到的。包括美国都很难做得到,比如说汽车的价值链,原来说福特从上个世纪开始可以在一个工厂里把整个汽车做出来,它不需要第三方的力量。在今天,这个价值链基本上全打散了。美国通用就没有零部件了,各自为生了。这些研发,特别是目前能源电池基本上掌握在一些中小企业手里。比如说燃料电池掌握在加拿大的手里,像通用这一次新的电池可能是买韩国的电池,它的尾气处理可能就是德国的技术,这个车身的设计可能是意大利的,资源配置肯定是世界性的。美国通用出的很多车都是找这些人做车型设计的,因此单打独斗的模式不符合潮流。联盟式的、开放式的制造业创新发展模式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服务型制造模式方兴未艾
服务业制造的模式方兴未艾,现在我们提出制造业要服务型的制造模式。当前经济活动以制造为中心,以服务为创新,区别在于从生产向消费者转移。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管理理念顺应而生,中国已进入了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过渡。在过去20年,产品是稀缺的资源,产品制造是整个价值的核心。而今天大量的产品在全球范围过剩,消费正在成为稀缺的资源。创新和服务成为整个经济价值的核心,这一点我觉得必须要理解。因此,在当今全球经济变革的时代,一个行业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变为服务业,必须调整自己的产品经营理念,以产品导向变为服务导向。虽然这句话说的绝对化了一点,但这是世界的潮流。过去以产品为中心的,今天必须以客户为中心。客户是价值导向的第一位,我觉得这是必须要转变的东西,特别是中国的制造业。假如不提前转变的话,中国的制造业可能就没有前途。今天服务业制造模式方兴未艾。我们前两天和自然基金做了一个重要课题,做了一个表,审视一下经济演变的规律--正朝着服务转型研发。
比如说传统制造业是封闭的,什么都自己干。今天它的特征是以产品为中心,强化设计能力,强化它的生产能力、产品导向、最终是产品。围绕产品做文章是传统制造业的模式。服务型制造模式的特征是什么呢?它是开放性的,它突出了自己的优势价值创造的环节,突出竞争力。做减法,什么我可以不做,什么可以资源优化配置;以客户为中心,强化自己的协同能力、服务能力的服务导向,它最终的产品是产品加服务。我们强调要从产品制造业向产品服务业转型。要企业转型,要社会组织或者企业流程的再造,然后要服务创新到价值再造。从这个过程来看,中国制造业企业刚起步。
中国制造业企业服务转型的路径有这么两条:一是面向服务的制造,就是企业的价值链向下延伸,它不仅仅是卖产品或者卖服务。比如我们经常讲IBM,GE是一个制造业的长青树,它基本上是一个引领者。IBM最近提出了智能电网,智慧医疗,智慧交通。它从客户服务的需求出发,以海量的数据挖掘,然后信息智能分析到满足客户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这将开启一个服务创新时代。我们说这是向下延伸的。在美国,很多企业研究怎么往下卖服务。这个领域的引领者是IBM和GE。IBM过去卖硬件,现在它的转变引领了潮流。现在不卖硬件卖软件了,它把ERP挂在网上,这就是从卖产品到卖服务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中国的软件企业还不太适应。
GE更是这样的,特别是IBM提出的智能电网。这个很热,奥巴马上台后就提出了智能电网,让新的能源,比如说风电、太阳能的光伏电池上到到电网去。我的电动车如何下载?智能电表可以随时调整,这个是现在热炒的,中国现在也在炒。中国最近给了一个课题,上海交大也在做,华东电网也在做,这个很可能引领一个潮流。电网有插座的地方就可以上网,因为信息是互动的、交互的。我们现在上网还需要通过互联网,而新的只要有插座、有电源就可以上网。智能电网在美国个别城市已经开始做了,中国很可能包含智能电网的一系列重大的技术,比如说它的分布式电源、它的超导、它的智能电表。目前,这个技术领域大家都在做,还有智慧医疗。IBM提出只要把美国的病例给我,我就可以找出对患者最短的治疗途径,可以给医院的管理提供最短的途径。假如从上海全部的病例可以看出很多有趣的研发、医院改革的流程,患者医疗的途径。IBM就由IT作为一个工具转向以为患者提供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为目的。这次它是很有底气地对奥巴马讲,只要给我300亿,我就可以解决300万人的就业。还有智能交通,从客户服务的需求出发,海量信息的挖掘,IT或者服务科学改变世界,这将开启一个服务创新时代。
        而面向制造的服务是另外一个方向了:即面向服务的制造。第二个方向就是面向制造的服务。随着企业的改制,也就是BBO,配置的内化到外化,资源国际化的利用,这将加速社会和国际的大分工。别看社会的大分工孕育了一种社会大变革,在价值链上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必须是个性化的。今天说企业制造,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它的一种地位。它目前所处的是最优的位置,因此它会牵动一些社会和国际的大分工,全球的转移、制造的转型,并将提高资源交易的效率,必然会引发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上一次产业革命是福特的大规模流水生产,他们引发了大规模的自行车生产,90美金就可以买上一辆自行车,引领了一次美国产业革命,引发了一次世界产业革命。很可能服务经济的革命也会带动一个产业革命。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是由技术和产品引发的。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利用了多少资源,而是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整合者得天下,我老是强调这一点,因为资源配置有很多人去引领,是谁得天下呢?整合者得天下。
         IBM这个领袖型企业它善于创造概念。它提出一个世界整合的远景,当然很多人不同意它这个整合性的。但是他能提出这么一个不亏为一个领袖型企业。这不仅是一个企业价值导向,也是一个全新的企业经营理念,并将引导企业管理大变革。中国的竞争优势发展正面临一个战略的转移,服务经济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我们必须做好这个准备。
 
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当前人们热衷对比中英两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我把他总结为两句话:一个一两百万的IT白领造就了一个办公室的美誉,一个1.2亿农民工成就了一个世界工厂的声誉。中国印度谁主本世纪的沉浮?这个当前媒体、学术界热议的热点。一个制造业强一些,一个服务业尤其是IT外包强一些,两者是不同的增长模式。一个用资源能源环境的代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一个用较少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取得了8%、9%的增长,因此这次印度经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非常小,它今年仍然可以保持6%的增长,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两种增长模式谁优谁劣呢?有一个说法是印度想发展制造业却两手空空,储蓄也就是两三亿美金,它的储蓄率低。中国的储蓄率基本上达到了40%到50%。印度基本上没有一个像样的高速公路,没有一个像样的机场。而中国想发展服务业,但是缺乏一种服务理念,一种不得要领,对服务的理解不得其门而入。这个蛮有意思,这是罗奇对中国服务业的理解。我觉得它的真正意思是服务文化理解不够。他说两者都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的确是这样,世界营销大师密尔登科特勒说的直率一点,他说一个只关注价值链当中最薄弱环节的产业政策是不能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这是科特勒在上海一次发言中讲的,他就很不同意中国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价值链上,或者是U型曲线,微笑曲线的下段--制造业价值链上。
         中国工业200年的革命会带来财富,官员、企业家们可以盖房子,买机器。生产产品而忽视了价值链的服务环节,也能创造价值,创造财富。我记得耶鲁大学的陈志武一直强调这一点,因为他是搞经济的,他说中国人更多是实体经济。美国经济出事了,是美国经济太虚了,中国经济是太实了,这两个经济的确需要互补一下,中国经济稍微虚一点,我们的收入不仅是那些干巴巴的工资型的收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财产性的收入,让老百姓富起来,靠那些干巴巴的工资之收入肯定富裕不起来。美国人是刚好颠倒过来,它的虚拟经济太虚了、太深了,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印两国一个机遇。历史也正在看,哪个国家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对中国,对印度来说,这次金融危机的确是刺激经济转型的一个机遇。
尽管中国制造业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做出了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但是人们似乎对中国制造业的贬多于褒。虽然说今天国际地位的取得离不开1.2亿农民工做出的牺牲,但现在,大家对制造业的发展基本上是一种贬义。这是一种低附加值的血汗钱,是长骨头不长肉的发展模式,是消耗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的。的确要改变这种发展模式,因此支撑的4万亿振兴计划不能支持原有的增长方式。如果恢复原样的话,这肯定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必将进一步固化原有失衡的产业结构,这个正如IBM的CEO对奥巴马说的一句话:与其激发原有经济活动,不如激发经济转型。因此对美国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捅到它的最深处,它必须经济转型。如不转型,美国经济将继续虚拟化下去。
中国经济也是这样。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转变。中国能从此次金融危机学到一点什么呢?很多学界媒体都在深思这个问题。美国重新崛起杠杆在哪里?美国现在学术界媒体都在研究。美国经济是不是会再次的虚拟化?今年5月奥巴马已经明确表态了不可能再度的虚拟化。会不会走工业化道路呢?这个现在在英美很盛行,包括英国的《金融时报》说英国要重新工业化。我就问这可能不可能啊?像通用这一次破产,它每小时工人工资费用差不多到73美金,这73美金能做多少汽车业。当然美国工人说一小时我没有拿到73块美金,但是估计他拿到了30美金,美国汽车工人年薪一般都在6万美金左右。假如加上加班加点的话,我昨天问美国通用的一个人,他说他们高的可以拿到10万美金,一个工人可以拿到10万美金年薪,再加上它的社保基金,再加上它养50万人的退休工人,一下加起来每小时工资就差不多到了73块美金。这个做制造业?我们上海大众目前的工资费用大概是多少?我估算了一下包括它的工资、社保、他负担的差不多8到10块美金。而奇瑞,可能3到4块美金。可以看出商务成本对于一个企业具有很大的影响。因特网的分装厂就不愿意放在上海,上海商务成本太贵了。上海的经济发展连因特网的分装厂都跑了,还想搞什么制造业。
我觉得它的商务成本是很高的,因此重新拾起工业化不容易。可以进一步高技术化,生物或者纳米,现在看它和人们预期的还相差甚远。下一步的高技术化到底是什么,谁都说不清楚。美国的高技术化也看不清楚,现在很多人说美国是看准了工业革命,工业崛起的杠杆可能在新能源。奥巴马提出三个基石:新能源、医疗、教育。我觉得这对他的班子定位是非常好的。就是说新能源、医疗、教育,对奥巴马也是一个考验,这个新能源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我们对过去期望新能源,包括布什政府上台。我原来也做过研究。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曾经率了一个团到美国去考察它的汽车发展氢新能源。当时克林顿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新一代车辆合伙研究计划,叫做PNGV。它当时提出来百公里耗油3升,从车轮对地面的摩擦;从空气动力学,应该说这个意义蛮好的,但是布什上台以后就把它颠覆了。当时我在美国研究理事会的时候,说布什上台很可能PNGV就被颠覆掉了。布什上台以后就提出了一个,车辆应该从中东的酋长们解放出来,应该自由起来,不要再受制于这些酋长们,因此就提出了一个氢能源车。他把这个宝压在氢能源上,我们中国也就跟着炒作氢能源车,燃料电池车。前两年不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吗?现在看来燃料电池车是我们下一代孩子开的车,不仅仅是对美国的汽车工业,对我们中国的科技部也是当头一棒。就是说这个氢能源车不取决于汽车制造业本身,它还取决于外部环境。包括现在的电池,能源政策一直摇摆不定,拿不定主意。如何获得燃料电池车被颠覆掉以后,中国到底用什么呢?唯一混合动力还掌握在汽车制造商的手里,两种动力结合起来,也就是怎么下载下来?不像电动摩托车,老百姓把电池卸下然后拿上楼充电,总不能把插电式的混合动力电池卸下来搬上楼充电吧,这不大可能的。只能说在混合动力上,制造商还有一点主动权,因此对中国纯电动车来说,也有很多问题。像比亚迪就遇到了,外部环境没有解决,车怎么充电?要几小时充电,谁配置这个网?走了200公里没有充电站也不行,一系列问题,它不仅仅取决于汽车制造商,而且取决于大的社会环境。
奥巴马的新能源政策取决于整个社会系统工程,就是风电、核电、太阳能要都能上去,因为风电是不稳定的,一年也就是2千多小时,不到3千小时,风是人控制不了的,一会南风吹,一会北风吹,它不像我们火电核电一年发电可以达到7千小时,因此它上网是不稳定的。如果一个电网不稳定的能源占到很大一部分的话,这个电网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在上海我们有2400万千瓦的用电负荷,我们说不稳定最多占到10%,再多的话电网就不稳定了,因此这是一个大的社会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
面对金融危机中国制造业下一步如何走?
面对经济危机,我们中国制造业下一步怎么走?特别是在目前国内外需求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低迷,制造商面临被赶出一线城市,像广东就提出要稽查地租,把制造业基本赶出城市。上海面临一个商务成本的问题,在城市里做制造业商务本太高了,还有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当前中国制造业正面临一种产能过剩的危机。外部环境也充满了变数,因此下一步中国制造业怎么走,对决策层的确是一个考验。
我自己是搞制造业出身的,我觉得制造业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理由有这么几条: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城市化、现代化、民生社会发展的强劲需求这一基本面没有改变,因此,在今天尽管外部环境变恶劣了,但是内部需求、城市化的需求没有改变。农民要进城、要住房子、道路要改善。我们现在的钢铁产能6.6亿,差不多等于世界第二位到第七位产量的综合。世界钢铁总量也就是12亿吨左右,中国占了6.6亿吨,实际上外销的比例并不高了,每年也就是5、6千万吨,但是我们中国进口了两三千万吨,我们自己不能做。因此,大量的钢材自己盖房子,自己消化,这是制造业发展的强劲需求,基本面的需求没有变。因此,我们还是要看好中国的发展。目前,制造业发展的整个项目,我粗算了一下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大概是35%到36%左右。德国、日本制造业比较强一点,一般占到20%、21%,甚至18%左右。美国占到百分之十几,因为它已经处于工业化的后期了,对工业化的需求不强劲。因此,中国制造业的拐点在什么地方?我估计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也就是中国达到最基本的小康社会需求的时候,制造业可能掉头向下,这是必然的趋势。
以装机容量为例,08年中国的装机是7.9亿千瓦,这个是世界第二位,距离美国的8.4亿千瓦,就差一点。发展速度特别快,简直不可理解,因为世界上最高的国家,像美国过去一年也就新增3、4千瓦的装机容量,我们一年新增1亿千瓦到9千万千瓦,就连这样的发展水平,中国的人居装机容量只有0.6千瓦,这个比美国差了3个千瓦,欧洲差了两个千瓦,亚洲的新兴国家差了1.5个千瓦。按上海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现在最高的用电需求是2400亿千瓦,加上常住人口接近两千瓦,达到了人均一个多千瓦。20年后如果中国都达到上海目前的用电水平的话,中国就需要1.5千瓦,因此制造业的需求是很大的,因此中国03年的装机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1.5个千瓦,装机容量会达到22亿千瓦。目前,世界总的装机水平也就是30多亿千瓦,今后我们每年还要占世界大半装机容量的需求。因此,制造业的发展在中国还是一个相当强劲的需求,08年中国人均GDP是3200美金左右。上海就按照常住人口算,去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金左右。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会达到1.5万美金左右,保持年增7%的增速。7%对中国来说不是很高的,经济总量可以达到18.6万亿。到2030年,美国的经济总量也就只有14万亿,因此很多国家都很羡慕中国的强劲需求。有了需求,社会的发展肯定是必然的。因此,制造业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现在,成本创新仍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在传统领域,过程创新领域仍然大于产品创新。目前,中国是搞产品创新还是搞过程创新?过程创新、产品创新,以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我觉得难度比较大。实际上这几年我们生产力的提升很多都取决于成本创造,中国成本创新的能力是相当大的,我们成本具有杀伤力。美国的《商业周刊》说中国是成本杀手,中国的成本对美国制造业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产品,比如讲一个圣诞灯,100个头的圣诞灯只卖5、6块钱,这个美国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灯泡也需要劳动力成本,更不要说要去联线做电线,这种成本对他杀伤力太大了。更多是包括一种成本创新,过程创新包括服务制造,生产型的服务业,业务流程的外包,电子商务。就是把价值链打散,比如说山寨机,我们做服务制造模式的很多人都在研究。但是关于山寨机的褒义贬义很多。贬义的可能有侵犯人家的知识产权,或者涉及国家灰色的一些,不去检测,不去入网,减少了一些偷漏费。但是,它积极的一面是什么?它把价值链打开了,就是说整个社会化了。
在深圳一个小区里面租个两套房子就可以出自己品牌的手机。这个难度一点都不大的,很难的东西就简单化了。谁在整合呢?是台湾的芯片制造商。这是在芯片制造领域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但是它就抓住这么一个核心,把手机的芯片,嵌入式软件,以及所有功能都做好了。所有外部配置的硬件和软件给提供整套解决方案,这是过去IBM强调的给顾客一个整体的硬件软件服务的解决方案。然后香港供应商就会给成套的解决方案,请外型的设计商,20个人。我去调查,在深圳一般20个人就可以按照需要设计不同的模型,什么样的功能它都可以设计,然后需要模子,有专门的人给刻模子,组装一下。像iPod出来6个月,就可以在深圳出 山寨机。iPod一般在美国可以卖到300多美金,我们才300多块钱,它的功能并不低于它。因此,当然我不是宣传这种,它这种就是打散价值链,完全社会化配置。
现在我们说上网本也在模仿这一条路,就是把一个高端的产品拉低,品牌的技术力量拉平到谁都可以做。就是把品牌的价值,现在诺基亚也好,它也受到很大的挤压。现在上网本也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做。假如1500块钱给一个上网本,您随时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方案,又可以上网,3G可以说改变了整个信息化的手段。山寨机积极的一面是它把价值链打散了、解构了。实际上它没有什么创新,就是过程创新,使得商业模式或者制造模式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制造模式商业模式的变化。现在制造商一定会和服务商结合起来。现在,美国iPod都是运营商推销,运营商是赔本给推销的。iPod的成本是300多美金,但是美国现在卖iPod是200多美金。谁在贴呢?运营商在贴。实际上,看中国这一次3G谁做庄呢,很可能是中国移动做庄,中国移动和3G手机商和上网本商。它和它的运营结合起来,商业模式和制造模式结合在一起。现在看看,最近中国移动的调子变了,它不再做运营商,它要做运营商和供应商,就是内部供应商。他要改变自己的面貌,不仅要挣上网的钱,还提供应内容。假如它整合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可能中国移动会上一个台阶。
我们去看一下PC机时代。PC机时代真正谁在做庄?我在想并不是IBM那些电脑商做庄。最后是谁做庄呢?是因特尔和微软做庄。互联网谁做庄,谁是整合者,原来可能是门户网站,但是今天互联网成就了一个搜索引擎,搜索Google,也就是斯坦福大学二年级那个研究生,引发了Google这么一个模式。再去看电子商务,我们最近支持一个清华大学做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很可能左右中国今后,因为电子商务发展很迅速。中国电子商务,像淘宝,一年翻一番。去年它的销售达到1千亿,我们说一个沃尔玛的销售门店一年也就是2个亿的销售,我们一千亿的销售就等于500个沃尔玛的物理门店。这个不得了了,我们去年是10万亿的零售额。很多人说中国肯定在2015年,瑞银就说中国很可能在2015年变成世界第二大的消费国,超过日本。我算了一下,按照30万亿的话,30万亿的电子商务价值势头太大了,我就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新的就业。去年,淘宝统计了一下,淘宝去年的就业增加了400亿,增加了59万新增岗位,因为大家很容易在电子商务上开一个门店,不需要太多的成本。去年,上海有9万人在淘宝就业。
电子商务在中国是非常大的。谁今后可能在这个产业链上做庄?谁是整合者?会不会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仅仅是提供一个平台。会不会是制造商,或者是一个物流配送商,很难看出。电子商务中谁是王?谁可能主导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有些人说可能是物流配送商。现在火的是1号店。1号店很大程度是配送,就是买100块钱商品。第二天在长三角必定送上门,它没有强大的物流配送企业。李刚是搞配送出身的,他养了一支队伍,在他的一号店里面有哪些客户呢?客户的需求是什么?它买些什么东西?他服务什么地方?然后针对这些海量的数据进行挖掘以后,他再去指导它的经营方针。我觉得电子商务是一个。很多地方政府到杭州没有不去拜访马云的。汪洋到了杭州以后就去拜访马云,说:马云什么时候到我广州去,广东的供应商怎么和它的消费商联系起来,这个绝对不能靠小的制造商自己的销售服务网络,它要借助这个。现在阿里巴巴是世界第一大的B2B,号称3千万。假如阿里巴巴真的运作很成功,它肯定是中国小制造商的救星,因此上海书记俞正声到了杭州也说,上海为什么不能出一个马云。这的确是值得研究。
我们需要有人真正的创新,颠覆一种商业模式需要有一个引领的人,需要有一个马云这样的人。因此,中国今后很可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一批有影响的世界性企业,很多人都说世界性企业不是中国移动,不是中石化中石油,这些都是靠垄断取得它的实力,绝对不是靠他自己本身的经营能力。中国很可能出世界性企业,类似于阿里巴巴这种新兴产业的企业。这一次,索罗斯到杭州也去拜访马云。很多人是看中马云的经营理念,他的创新能力。
 中国制造业企业要瘦身转型,要善于做差异化。假如中小企业都做大陆货的话,肯定没有竞争能力。要做差异化,善于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前几月份到义乌看了一下,虽然义乌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一直没有去看。后来,他们约我去看,我们五六个院士去看了。600万平方米,假如做一个采购要转600万平方米,那要10天功夫。商品琳琅满目,听说在义乌有五六万外商也在淘货,车水马龙。我当时说了两句话,我说义乌这个地方在浙江并不起眼,我真佩服20年前的管理层,把这么一个地方打造成世界级小商品供应的基地。这个真不得了,这是决策者的魄力。徐进平说了两句话蛮有意思的,他说:莫名其妙的冒出了这么一个,真值得研究。但是我后来说第二句话:20年后义乌这种物理的商场还存不存在?市长在旁边听了很不舒服。但是我觉得需要考虑。就是这种小商品我不需要去体验,不需要像买衣服一样还要穿上看看。我买一件饰品,现在电子商务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淘宝网就可以做到。知道颜色质地就可以买。女同志不太好买。他现在开发这种软件,在模型上套上衣服,转个360度给看,看完以后再下单。因此,20年以后像这样的物理门店,600万平方米没有必要继续做下去。这个完全可以用电子商务去替代,我说可以请马云帮着做,但是后来发现这两个是相克的。后来我一去了解说广交会就不让电子商务进门,因为它在互相抢客户,他们是相克的。现在看来电子商务绝对是今后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中国制造业在服务转型中间,缺少的是高校科研机构的专业支撑。两个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越离越远。对两者来说,我觉得都是错失了机遇,不恰当的评价体系导致的。现在大学的评价体系导致了科技管理工作不出成果。我们老是埋怨投入不够,实际上没有去做一个分析。我做了一下,去年我们的R&D投入大概是4500多亿。按照现在的汇率算,我们有660亿美金。R&D什么水平呢?美国是第一位,它是3000多亿美金的R&D投入,日本是1200亿,我们是600多亿比英国还要多,韩国也就200多亿,韩国占GDP的比例很高,2.8%,但是绝对量比我们少很多。今天,我们说科技成果能够和韩国比吗?就是中国钱投下去不出东西。评价体系有问题,不是钱少,是没有做出成果来。今天科技环境出不了成果,这个问题就大了。我们自然基金一年投70亿,每年以20%的比例往上增,出不了多少东西。我看不出有多少很显眼的成果,整天都是那些论文。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中国的高校、中国的科技体制要真正变成一个创新性国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如果教育体制、评价体制不转变的话,中国的科研体制就出不来东西。这是海怀在怀念叶舌兰提(同音)说的一句话。罗素也说过一句话。罗素说的更奇怪了。他说为什么中国出不来科技成果?因为中国人不信教。可以去研究一下,中国大的科学家里面很多没有宗教情节。假如不在体制上改动的话,它出不来什么东西。这是前几年说的话,我觉得它说的蛮有道理。中国真正要出来东西,必须要在自身的管理体制,在自己的科技管理环境、评价体系上下工夫,要不然出不来东西。
        昨天我问了美国通用的人,他说中国这种教育体制有问题。我说我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说人的潜能是什么?谁都有这种潜能?语言沟通,然后就是观察推理,这个中国人很强。想象力、创造力中国人就没有,观察推理能力很强,沟通能力很差,表达能力很差,怎么能够发挥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世界上所有研究这六类潜能的时候,都把它归为6类。6类的话,中国人都有潜力,就是开发不出来。这个绝对是,我们在科技管理上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服务经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
       
       因此必须从战略上高度认识服务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我们说服务业是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引擎,因为现在看来必须服务转型。它是一个新的引擎,特别对上海来说。当然最近有不同的看法,最近上海财政局不是委托世界银行做了一个调查吗。我也看了一下,中间成果回报的时候我也去听了一下。蛮有意思的,他并不看好纽约和东京那种转型,他认为一个城市还得有一些制造业,因此它对上海制造业的建议还是要维持到28%到30%,实际上我们上海制造业维持在35%左右。但上海的制造业现在看来除了这六大装备工业,宝钢、石化、汽车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推动力。这几种能力基本是饱和的,我们也不可能扩大能力。他的一些观点蛮有意思的。一个城市不能只有白领,一个城市不能只有搞经营的人,一个城市
要有一些产业工人,需要有一些产业资本家,没有产业资本家这个社会不是很完整的。他说上海射出去的箭很可能收不回来。
        上海纺织工业那时多么痛苦,那时几十万人,40、50岁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什么竞争能力,整天在家里撮麻将,或者整天泡在股市里,它本来就不应该泡在股市里,这是错误的一代。他们已经到了50、60岁了,他们对社会的改革已经做出了牺牲。他说射出去的箭收不回来,我说想收也收不回来了。像纺织,上海再去搞纺织工业那根本就没有竞争力,没有办法。那说搞技术,上一次我们对上海科委主任说了很不恭敬的话,说上海浦东发动机可能就要熄火了。假如今年年底滨海新区赶上浦东的GDP的话,那脸上的确没有光彩,不是搞技术嘛,不是芯片,不是生物,不是软件嘛,这里面有很多需要反思。对制造业的发展,我们投入很大,比如说芯片都是三位数美金的投入,但是它对上海的贡献并不是很大。包括这几个新的,LCD上广电破产关门。大家都争做这个面板的时候,上海的上广电破掉了,资不抵债,并且一些彩虹来收购,陕西的一家来收购,北京的新东方来收购。上海商业精英到哪里去了?再加上我们的上行整天资不抵债,是中国第一家流来产品。现在做到第三流,还站不住脚,那上海的商业精英到哪里去了?上海过去是冒险家的乐园,今天上海有几家是冒险家?做生意绝对是冒险家。它绝对是处于一种反向思维、逆向思维的。它的思维模式绝对不是和我们一般人一样的,肯定是一种不确定因素来决定它的决策。这种冒险精神上海荡然无存了,上海到底靠什么引擎?的确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服务业是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入点,是提升中国制造业能级的手段,是造就中心城市GDP的平台,是节能减排、实行低碳经济的抓手。营造社会组织能力、推出新的行业职业、增加新的服务业革命,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话。当前必须理清中国服务业的瓶颈到底在哪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中国服务业瓶颈到底在哪里?这个是体制性的障碍。上海体制性障碍是什么问题?上海我查了一下解放初期是48点几。到了改革以前的话是18点几,那时候上海找不到服务业,十路车下来扣子全挤掉,一平方米占16双鞋子,那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外来出差的人找一个吃饭的饭店很难找,找一个住的旅馆找不到的,中国社会根本就不是服务社会。后来就发展到50%,后来又调头,现在稍微回升一点,现在升到60%,当然北京是70%。上海的服务业是体制性障碍还是观念滞后?是商业发展精英没有?还是观念问题?服务创新不够?还是市场化发育不够?如果上海的市场化发育不够的话,那还是人才瓶颈。假如上海没有这个区位优势,没有人才的话,哪里引进人才?还是社会分工不细?社会能力不济,或者是交通运输网络,通信网络缺陷?都值得探讨。我觉得上海都需要对这些问题打一个问号。
        发展生产型服务业的途径,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引进。温家宝曾在国家“十一五”里说了三句话。他前前后后就说了10几个字,这10几个字是非常高水平的,非常具有内涵的。他说了三句话:细化深化专业分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这三句话真琢磨的话,第一个细化深化专业分工,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以外,就是生产力三要素以外,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模式的形成,增长也取决于这种速度和资本,问题就在这个地方。21世纪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大规模流水生产模式,救了一个产业革命。21世纪内部的分工细化深化也将导致一场服务经济的革命。出现很多新的行业、新的职业,造就很多新的就业机会,这绝对是一个机遇。我觉得我们现在出现很多新的行业,中国有令人羡慕的高储蓄率,庞大的科技队伍。除了美国,我们的队伍最大,有200多万人,有7亿多的劳力资源,等于欧盟的人口总数。但是唯一稀缺的就是组织资源,也就是社会的专业分工,生产要素的社会化资源配置,也就是要素和人才的内化到外化优化的配置,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地方的决策层必须要意识到的。英国的副瑞满(同音)曾经认为对创新性国家系统来说,社会能力是必不可缺少的,但是社会能力的建设比技术建设更复杂。没有社会能力建设,制造业企业的瘦身转型,突出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就缺乏支撑,我觉得这个话说的非常对。
        第二个就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一个社会的专业分工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绝对是正确的。中国制造业企业似乎都有原始扩张的思维,盲目的整合,打通上下游,通吃一个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企业自供自研、自产自销的传统经营模式比较普遍。独立的研发商、设计商,整体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以及各类专业分工的供应商凤毛麟角,资源配置效率低是中国经济的软肋。中国物流占GDP的18%,原来我们有这个数据统计。我记得最早在1998年的时候,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提了中国物流总费用相当于GDP的18%,后来我们一直在想日美只有8%到10%,我们物流费太高了,相当于人家第三个金矿。在劳务资本上不可能再挖的,中国第三个资源就是物流,因为物流太浪费了。空车跑的太多了,物流之间相互不衔接,交通网络很差,多了人家10%,10%就是相当于3万亿扔到水里去了,这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金矿。物流业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必然产生社会交易费用,只有充分的市场化配置才能降低社会交易费,社会分工才能得以继续。这句话的确是有一点不太理论化,这是罗拉扩系(同音)的一句话名言:市场机制总能把企业对市场的替代限制在社会总成本最小的程度。这一句话听说是扩拉(同音)的博士毕业论文里的一句话。扩系今年90多岁了,这一句话我觉得值得我们管理层仔细琢磨。这里面需要市场的培育和服务的创新,要不然很难实现。
服务科学”——这是一门不成熟,尚待完善的学科
服务科学是一个不成熟的,尚待完善的学科。服务是一门科学吗?我在做报告的时候,说管理是科学,人家都不认同。突然又冒出一个服务是科学,的确是我们绕不开的问题。去年,我们想成立一个重大项目,在自然基金会里面,一千万块钱做服务科学研究。这个需要表决,几个主任再加上区部主任,13张票里面我们服务科学就没有通过,只有4张票。我们怎么给那些书呆子们说服务科学,连信息科学部的主任都没有说动。我说服务科学就是利用信息科学。他不认为服务是一门科学,需要研究。秀才碰到兵有话说不清,我觉得服务科学的确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当然它的定义,它的内涵,它的范畴特点是什么,我说不清楚。至少它的系统性,理论成熟程度缺欠的,现行的理论建模分析工具难以简单移植。我觉得服务科学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学科,需要探索。现在我们查一下国际上,目前都在研究。研究这方面的论文开支多起来了。按照服务SME的三个关键词,一个是科学,就是服务的客观规律性,这个需要我们挖掘物理上升到知识理论,第二个工程,它一定是建立一个工程,它是提供者和消费者共同创造一个载体,一定有一个工程的含义、管理,因为它优化配置资源获得更高的价值,因此服务科学,服务工程离不开这个。现在有一些学科国家批准的四个学校已经开始设立了服务科学,可以收博士生,像清华大学,管的就是IBM退下来的一个老头。服务科学的研究范畴还涵盖宏观管理,因为它只能从企业的微观角度谈供应商的合作关系。目前,国内外的文献大多数都是像企业经营理念,利润最大化到客户价值至上的服务转型为主,以客户为本成为最时尚的企业经营理念,但是这是服务科学在微观层次上的一种表述。宏观管理上同样存在服务科学的内涵,特别是在管理层提出中国政府应该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时候,服务科学更具可行化,就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汶川大地震使中国管理层找回了人民政府管理理念---以民为天,在救灾的过程体现了服务理念,深得人心。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灾民或者全国普通人民都找到了这个概念,都享受到这个价值,这就是服务。
管理就是一种服务。当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IBM的CEO,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卖汽水的、卖饼干的。卖汽车的、卖饼干的在92年的确拯救了IBM。当时IBM处在危机中间,当年它就亏损了90多亿美金,处于破产边缘的时候。这个卖汽水的、卖饼干的挽救了IBM,它不理会IBM经营技术驱动的思维,将硬件、软件、服务三位一体给客户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郭士纳找回了IBM最基本的经营理念、客户的价值。我们今天讲企业的概念、客户的价值,我觉得是服务型企业考量的基本标准。这个就是客户价值为上,不是利润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它的继任者又提出了一个服务导向的架构,软件服务,服务科学管理工程,IBM在不断调整自己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创新,取决于两大因素,知识与人才,而关键在于企业家。管理也是一种服务,谢谢大家!
   
 提问:
 
        问题一:郭老师,讲到科技创新,协会和企业三者之间非常不联动,今天的讲座也讲到了技术利益相关的关联问题。我想问问郭院士,我们国家行业协会的建设和服务科学之间是什么关系?谢谢!
       郭重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明确的是我们技术创新肯定是以企业为主体。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间,很多科技界或者学界都不同意这种观点。现在这是根本的观点,技术创新肯定是以企业为主体。中国目前为止企业的创新能力很差,大量的资源集中在高校和科研单位。高校、科研单位的追求是相悖的,就是像一个断线的风筝。看高校追求论文数,企业要挣钱,要创新挣钱,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肯定是以企业为主体,企业为主体它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组织。行业组织很重要,行业组织毕竟是维护企业的利润。现在的行业协会,我觉得大多数都是从装业部转过来的。大多数都是退下的那些官员组成的。这些行业协会,我就觉得在今天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它并没有更好的发挥企业的呼声,企业的利益诉求。因此,我到国外去看,行业协会的力量很大的,它起到一个利益诉求。就是企业的利益诉求,不管是在政治层面、法律层面,因为一个企业表达它的声音是不够强的,他只有行业协会代表它的声音。今天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行业协会基本上是翻牌的,过去的行业协会或者是政府组织的翻牌。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但是必须强化成真正的行业组织。
        问题二:你好,郭院士。我是来自企业的,我们公司是海洋仪器声纳。您刚才说的制造业缺乏高校和科研的支持,第二个就是说评价体系的价值取向,第三个是说社会化保障体系…
        郭重庆:提的问题非常好。我说中国当前并不缺钱,有600亿美金的R&D,应该说对中国当前并不少,但是这个钱不出成果。这里面很多原因,一个就是没有把资源整合起来,我就举一个例子高校和企业是断线的风筝。断线的风筝是一个专家说的,他从外部看到,我们中国的科技资源不少,我们有200万人从事R&D研究,但是现在问题是和企业背道而驰。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企业里面的资源配置能力不够强大,今后怎么样把高校和科研机构转移到企业里面去,这个杠杆怎么驱动。因为高校应该做一些应用性的研究,而不应该去做一些经营性的研究。他根本不清楚市场的需求,高校做什么经营型产品研究。我对高校的这些能力看的很小很小,我觉得他们基本上做不了什么事,它只是做一些不痛不痒的论文。说实在的,目前我们的科技水平就是这样,但是它的力量并不是一种社会能力。假如说把这种能力不用到企业里面去的话,变成第三方也行,就是现在上海迫切的需要把这些内化变成外化,比如说原来有搞供应链的,或者原来有搞物流的,原来搞什么研发的人,成立一个独立的研发商,独立的供应商。它也是一个企业行为,但是它服务面更多了,这样不是更好嘛。这就是生产型服务业,现在实际上也有一个。上海原来围绕汽车没有这种基本的研发商,现在突然冒险出了300多家。这里面有海外回来的,也有我们本土生长,它就专门吃这个汽车工业的发展,因为汽车工业的发展是很迅速的,它身份已经变了。像同济的一个教授,他就是很典型的,变成一个独立的研发商。我可以给提供整台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社会能力的建设。我觉得假如上海做不大生产型服务业,全国其他地方就做不大。它有这么好的区位优势,可以吸引很多人来做。专业的会计师、专业的服务人员很多。它是三高的特征,高人才、高回报的。但是,上海这一块用什么政策来促进生产型服务业生长,就像促进精英人才一样的。给他政策的时候,可以冒出一大批的人。在这个地方需要很多专业服务能力,吸引长三角或者全国的在上海寻求一个解决方案。上海迫切需要社会能力的建设,但是我现在看不出来上海做了哪些工作。
   
         问题三:郭院士好,我想请您展望一下未来生产型服务业发展的路径或者说它发展的业态或阶段?
         郭重庆:我就按照国际上服务业的分工,除了消费者服务业以外,其他都是生产性服务业,他们一般四六开。就是这个生产型服务业的比重相当大,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可能是三七开,只有三个生产型服务业。像第三方物流,这都是专门的供应商,甚至很多。我们过去对BPO有一点太直了,我们翻译BPO的时候,说是服务外包,实际上看它的原文是不仅是服务,还包括一些外资。生产型服务业不做了,生产活动不做了,也算是生产型服务业,比如说集装行业。我就把它定义为生产型服务业。说机床谁去买,消费者去买机床干什么,它主要是给生产的,但是它没有制定这个服务业,它老是做一些标准的产品,爱买不买,这就不是一个服务业的定位。我老是跟集装箱行业说你们是生产型服务业,为什么我们的集装行业是汽车行业最大的客户?但是看不到我们主流生产线,看不到我们集装行业的前景。我不会做这些生产线,这是个性化的产品。我需要一个流水线,我只会做短期,不会把它联系起来,至于用什么润滑油,用什么刀具我也不知道。我不会用。就是它不能给客户一个整体解决方案,我们说生产型服务业它一定是给客户一个整体解决方案,这个就是差距。我觉得有些行业不仅仅是生产型服务业。现在,实际上汽车行业它整个结构很简单,大部分是需要采购的,需要生产型服务业替他服务。物流,很多都是。觉得生产型服务假如到四六开,或者到五五开的话,那这个产值是相当大的。现在没有这个统计,有的不承认中国的服务业比重绝对没有40%几,因为它统计上有问题。假如我这个车队在我企业内部的话,统计上一定是第二产业,但是这个统计如果放在外面的话,第三方物流,可能是服务业。中国的服务业小,那肯定是统计方法有问题。我觉得社会一定是解体的,一定是一个深化细化社会分工,是个性化的。企业也一定是个性化的,才能找到定位。甚至,一个国家在这个价值链上也是个性化的,它不可能样样都做到非常好,这是不可能的。中国要想追求一个样样都完美,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太费劲了,几乎是不可能的。需要自主创新,哪有那么多自主创新的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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