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区域发展”即2015浦江创新论坛-城市(区域)论坛召开
发布人:admin | 发布时间:2015/11/4 | 已被浏览:2614

由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办的“2015浦江创新论坛-区域(城市)论坛”于10月28日上午在上海东郊宾馆举行,论坛以“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区域发展”为主题,结合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一路一带”、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的实施,探讨科技创新中心与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国家提供前瞻性思考和战略性的政策建议。

huojiazhen

论坛由院长霍佳震教授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振教授,印度对外贸易学会(IIFT)加尔各答校区校长K. Rangarajan教授,江苏省常州市副市长王成斌先生,以色列海法市政府首席执行官Shmuel Gants先生,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石建勋教授,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沈学军先生,爱思唯尔数据科学团队全球总监Daniel Calto先生等汇聚在此畅所欲言、献计献策,来自政府部门、高校及科研院所、企业界的共计180余位参会嘉宾共享盛会。

【嘉宾演讲观点】

wangzhen

王振: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需要突破的瓶颈问题

今年5月底,上海出台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文件,简称22条,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这样一个目标、战略、愿景,现在有四个瓶颈要考虑的。

第一是思想认识的瓶颈要突破,要消除对科技创新长期存在的三个认识误区,把科技创新看作单一的科技研发,把科技看作是科技一家的事,把科技创新看作是工业生产投入产出。这需要改变科技创新的评价导向,要消除任何“唯论文”、“唯专利”的评价导向。把成果转化、驱动发展作为科技创新的核心导向和评价标准;要突破部门局限,推进科技部门与经济、教育、文化等部门的协同创新、形成合力;要重视综合配套投资和体制机制创新,用事业机会、基础条件、综合服务、创新激励、创新文化来大幅提升科技创新的绩效。

第二是突破体制技术瓶颈,释放体制内能量(大学、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能。但面临的瓶颈制约是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主导型)、传统的管理体制(行政管理型)阻碍体制内的能量释放。需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激活内在动力;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促进科技人才向创新创业一线流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充分激活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深化大学和科研院所科技园区建设,促进校区与园区紧密结合。

第三是突破人才结构瓶颈:着力引进培育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在上海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低商务成本条件,让民营高科技中小企业更好成长。关注民营高科技先锋企业苗子,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定向培育、定向引进,培育出若干有影响里的集群领头羊。要构建积极的创业投资政策和法规体系,建设更加发达、更加规范的企业股权转让市场,吸引风险投资家到上海设立创业投资机构或加盟上海的创业投资机构。

第四要突破商务成本的瓶颈,采取特殊手段造就国际竞争比较优势,比如努力降低创业空间载体的建造成本,进一步完善租金减免政策,积极帮助科技创业者降低用工成本,提供廉价的公共服务设施。

rangarajan

Dr.K.Pangarajan:包容性创新、发展和中小型企业面临的一些挑战和机遇

像印度这样一个经济体,包容性的创新需要做一个平衡和权衡,一方面帮助综合实力和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要对贫穷的群体去进行帮助。在我们的创新指数中,印度排名81位,这样的一种创新程度,是不够去支持这个社会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大力度,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增加很多的两极分化的情况。

科技创新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我们提升能力进入到市场上去做很好的竞争,但我认为很多的贡献其实是由中小企业所提供的,我们不能忽略中小企业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审查创新,因为它有一种匹配资源的作用,比如说我有相对的一些产品,你有相对的一些市场,我们怎么样能匹配起来去共同盈利。

什么是技术创新,其实这个创新的概念比较广泛化,把这些技术真正好的采用,而且这些技术的采用不应该导致很多工人的失业,我认为技术的采用和人的就业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创新它应该本身是非常个性化的,创新本身应该针对每个国家不同的特点,有个性化的创新。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过去,比如像中国和印度也面临着一些历史的问题,都是人口很多的国家,这也是未来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那么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如何确保人力资源的持续发展也是一个问题。

wangchengbin

王成斌:常州创新发展的定位与战略

常州定位要做一个产业科技的创新中心,我们做不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前面加两个字“产业”或者主要是“制造业”而且这样一个制造业反过来会支撑上海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心,这实际上是一个分工,这方面我们觉得更有条件,也适合做这样一个科技产业的孵化中心,既是一个制造业的创新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孵化中心。出于对我们城市的比较优势和差别化定位的考虑,我们始终觉得我们的战略是“接轨上海、学习深圳、开放创新、转型升级”16个字。

为什么要开放创新呢?我们感觉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那么在产业上要全球化,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同时创新也要全球化。只有在全球化的创新网络中间,我们才能提升中国的发展地位。还有就是要转型升级我们确实有一批是行业龙头企业,有218家企业是在国际市场占有率也是前三位的,但转型升级的压力很大,特别前面这些年的发展,投资类的产品产能过剩是挺厉害的。同时,我们有明显的不足,就是缺乏创新资源、人才资源特别是高层次的人员,要深入的开展产学研合作,特别是国际的产学研合作,来集聚创新资源,大规模的引进人才推进产业的发展。

但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比如研发和产业化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科学家的想法和企业家的想法很难统一,特别在很多科学家在体制内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所有的必须共赢,只有共赢才能长久,只有共赢才能持续的发展。

Shmuel Gants

Shmuel Gants:海法的创新和经济发展

海法是以色列非常重要的经济中心,过去几年海法市的人口增长也非常快,如何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基础设施来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的发展?我认为经济一定要发展,然后才能促进创新这两者相辅相成的,应该是同时发生的。

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海法在打造城市基础设施促进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做法。

第一,要打造能促进创新的政策,这是贯彻于整个城市层面的政策,我们重视经济发展,我们重视创新创意以及城市的整个能力。如何在这些重要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能进一步的发扬光大这就是我们所最看重的三个价值,创意、创新、能力。这是我们的主要原则,希望可以通过这三点,让城市可以持续的发展下去。

第二,要打造创新的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这是整个城市最重要的资源。在幼儿园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非常注重科技了,尤其是科学的一些教育和话术,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一些非常好的最佳范例的项目,比如物理、生物、计算机这些重要的科技领域。通过这些活动,通过这些项目,让海法的学生在学校里都非常注重科学技术。在海法市我们拥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和项目,这些机构他们目标利益是一致的,就是促进城市科学技术的发展,能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执行做到最好,让科学技术的种子从幼儿园开始,到中学、高中深深的扎根。让任何有意愿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就可以确保他们在学习起来是没有其它方面的难处或者困难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城市方面的情况,就是我们有很强的能力去做经济的发展和创新,来把城市的能力更进一步的打造。海法是以色列非常大的一个高科技的核心,特别是创新方面,有MATAM工业园区、国际会议中心,海法的生命科学园区,还有体育馆和很多城市的非常枢纽性的交通设施。在海法我们一个实体机构称为海法经济公司,有三个分支,一个是MATAM工业园区;一个是海法生命科学工业区,称之为hi中心的孵化器。

【嘉宾互动讨论】

hudong

嘉宾为“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献计献策

Shmuel Gants:我们在两个方面非常看重,首先是教育,另外一个创新创造力。当人们有创造力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都有很好的能力的时候,创新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王成斌:现在整个上海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新推动当中,需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创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要有知识、要有最新成果转化的,这些人才要有一个创业的空间在哪里创业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建议尽可能提供一些智慧的、低成本的、服务很好的创业空间,这里不光是办公场所,关键还要解决住、吃、社交,要有一个第三空间,就是社会交往的空间,会形成很多新的社会资本,很重要的。

石建勋:无论政府主导还是企业主导,我觉得大家要明白创新这两个原动力:逼出来和玩出来。政府应该说要创造一个创新创业的环境,鼓励创新,保护创新,激励创新,奖励创新。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创新环境,保护创业者、创新者,严厉打击山寨仿冒的。

Dr.K.Rangarajan:我们非常重视技术孵化以及商业的孵化,商业的孵化也能和技术的孵化必须紧密的结合,否则的话我们技术的转移就不能成型。在我看来政府可以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但是政府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因为创新是逼出来的,如果完全都是逼出来的话,对经济的帮助就会有限。因为在印度经济体,尤其服务行业里面,很多时候创新是来自于社会当中,所以整个创新是要有计划、有组织,由政府提供很好的环境,政府的干预也要是有效率的干预,确保这些创新的所有权是在企业手中。

沈学军:对于政府来讲看得见的成本,比如建立孵化器,帮助这些能创新的人降低成本。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一个城市里面有很多隐性成本是看不到的,降低隐性成本实际对于吸引创业者和创业的企业非常关键。举例子,比如城市的交通效率,假如说我这个城市里面,我每天花在交通上是2小时以上的时间对创新者和创业者来讲就把他24小时当中有效的那个时间的1/6或者1/5已经浪费掉了,这是非常大的浪费。二是我怎么能为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的环境,政府在宏观上有选择有聚焦,但在微观上不应该做选择和聚焦,应该通过市场机制和企业的机制,让他来自由的选择和发展。

王振:第一,现在政府要减少管制,放开,让大家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去创新。第二个要做的是转变政府管理方式,政府掌握了那么多资源,政府的影响力又那么大,但怎么样保护保障创新,那就要做公共服务,就要把环境搞好。还有,公共资源的有效分配问题,要体现公平性,体现评价的科学性,把钱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guanzhong

区域合作发展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如何相互促进?

王振:我们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一定要有一个比如增长集也好,创新策源地,这个地方可能集中了比较好的大学、企业,它可能是呈梯度分布的布局系统,今后从上海来说,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源头可能要发挥你的优势集中在上海,科技创新资源的全球资源的集聚也好,配置也好,调配中心可能在上海,但上海它的服务对象,应该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这也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定位所决定的,也是上海这个城市未来成长必须走的路子,要有更开放的视野,更开放的全球网络系统。

石建勋:上海要在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作用,这个作用是引领作用,还是示范效应。如果说科技及区域合作是支撑一带一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的话,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城市的国家和地未来的人文、科技交流,将是一带一路建设能不能持久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能不能获得持久不断源源的科技动力,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内容。

沈学军:一种是分布式的点状创新,类似BAT分布在不同的城市,他们从自己很小的公司做起然后做到很大。第二种形式相对来说聚焦式的系统性的创新,比如德国工业4.0,这实际上是聚焦式的系统创新的例子,这两个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比如BAT一开始完全是企业性的创新,后来形成一个很庞大的生态系统,甚至提出了互联网+的发展。但对区域的合作发展来更多会从系统性的聚焦来考虑,我们必须在一些大的系统性的基础方面有所突破,而这个突破我相信单个的城市、单个企业都很难做到,必须形成一个很强的生态系统。

王成斌:创新对于一带一路还是要从顶层设计做科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和一带一路主要的国家,在国家层面的一些科技基础设施,包括技术标准、产品标准、通信领域这也能建立一些,包括现在关注的云计算和大数据,在上海这个城市它应该有这样的服务,跟一带一路主要国家和节点城市开展这样的合作,这样我想是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还有其它共同关心的,比如能源问题、低碳问题、健康,我觉得是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个共同研究,比如能不能组建一带一路的科学院,众多的科研院所、大学可以进来,有一些经费、人员、体制,这样能把大家整合到一个大的平台上应该有一个结合形成创新网络。

“本文根据会议记录整理”

【字体:

加入收藏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2007-2008 castm.tongji.edu.cn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1239号同济大学综合楼20楼
联系电话:021-65985664
E-mail:castm@tongji.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