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梅永红
在当前日益严峻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经济究竟何去何从是许多人关注的话题。200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们所谋求的发展必须是讲求质量和效益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虽然我们面临着保增长的繁重任务，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大方向不能动摇；要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三次产业协调性为重点，优化产业结构。这些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中央的高瞻远瞩，为我国沉着应对金融危机指明了方向。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启示
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始终没有停止过，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的。但是，不同国家应对危机的策略，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国家未来的经济走势，成为决定国家经济走向脆弱或健康的分水岭。实践反复证明，技术创新是100多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共同举措。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与当时的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主导的经济政策相得益彰的是，美国汽车工业、钢铁工业、石油化工工业的深刻技术变革与结构整合，以及托拉斯、康采恩等新型企业组织管理形态的兴起。危机后的美国经济不是更庞大，而是更健康、更富有竞争力，从而一举确立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造就了福特等一批影响世界产业格局的超级跨国企业。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面临着泡沫经济破灭的深刻危机，当时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由360∶1提高到90∶1，这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日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是，日本并没有就此沉沦，在经济增长迟缓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对科技的投入始终有增无减，提倡多年的“技术立国”也转变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知识产权立国”。2001年，日本在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还提出50年内培养3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诺贝尔奖计划”，至今已有7名科学家获此殊荣。这充分反映了日本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态势。
———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受到了严重打击，以至出现许多家庭妇女变卖金银首饰救国的感人场面。但是，与其他受危机影响的一些国家不同，韩国仅仅3年之后就实现了经济复苏，并在此后10年间全面完成了经济结构转型。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汽车、电子、冶金、造船等技术领域长期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创新。到2007年，韩国的全球科学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已分别跃居世界第7位和第6位。
面对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偏安，但受到的影响会有明显的差别。这里有各国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是国家经济的健康程度及其抗风险能力。能否更早地摆脱危机，甚至化“危”为“机”，是对一个国家战略选择的考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这种进步主要还是低层次的简单规模扩张。各方面情况表明，我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不利局面，既是外部市场变化影响所致，更是自身脆弱性的必然结果，是内在结构性矛盾的集中反映。特别是我国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大多处于组装加工的末端，形成了对外部技术和市场的严重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不仅需要增长，更需要质量和效率，需要结构的优化。今天，外部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形成了强大的“倒逼机制”。处理好短期内摆脱危机与长期内调整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避免新的重复投资和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复归，应当成为拉动内需过程中不可偏废的双重目标。对自主创新的关注和重视则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杠杆。
二、扩大内需应当为推进自主创新提供强大动力
市场需求是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恩格斯早就指出，一个市场需求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拉动技术进步。在市场应用中改进和提高，是技术进步的基本规律。我国政府扩大内需政策所产生的巨大技术需求，应当成为中国科技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成为中国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机遇，成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
多年来，我国许多产业领域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引进实现的。在技术差距较大、生产能力薄弱的条件下，技术引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经济的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实际上，即使今后我国科技实力提高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也需要适当的技术引进。但是，技术引进并不必然导致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这是因为，尽管技术在全球的流动日益普遍，但这种流动基本上都是“格式化”的技术，是技术物化的产品，这与形成技术的创新能力完全不同。比如，我们可以引进当代最先进的飞机、轿车、彩电等生产技术和设备，但并不能就此成为这些技术能力的掌握者。当技术更新换代之后，我们往往除了继续引进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出路。实践证明，技术能力必须是内生的，必须来自国家和企业组织内部的技术学习与消化吸收，来自技术创新的实践。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努力向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目标。其根本途径就是自主创新。
市场资源是最为宝贵的战略性资源。利用本国市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重大工程建设提升产业技术能力，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比如，欧洲在开发“空中客车”的时候，美国的“波音”、“麦道”居于绝对领先和垄断位置。但欧洲四国政府下定决心，历时25年，先后投入250亿美元，终于使“空中客车”与“波音”形成比肩之势，迈入了世界航空技术领域的前沿。韩国在高速铁路、核电等领域的研制能力曾远远落后于我国，但韩国政府围绕重大建设工程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设计，对引进技术进行充分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用了不到10年时间掌握了高速列车研发和制造技术，用了不到20年时间拥有了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的设计制造能力。正是通过把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与增强自身创新能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些国家实现了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对于我国来说，能否把当前扩大内需中所形成的庞大市场，转化为激励和促进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机会，打造国家核心竞争能力，是决定我国自主创新战略成败的关键因素。以铁路建设为例，国家投入几百亿乃至上千亿元，其目标决不仅仅只是解决一条铁路线的运输问题，还应当考虑未来需要的铁路技术和设备由谁提供，能不能在非常时期保障铁路交通大动脉的安全运行，能不能拉动相关产业链的技术进步，能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等。这些关联利益的重要性要远高于铁路运输能力本身。多年来，我国已在众多产业领域形成了较强的技术能力，当前最为缺乏的就是市场应用以及在市场应用中的完善提高。比如，我国在低碳技术方面已走在了世界前列，在核电、超高压输变电、大型化工设备、超大型桥梁、轨道交通、移动通信等重点领域，我们也都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和较强的制造能力。在扩大内需中注重把这些技术充分运用起来，使危机之后的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形成良好互动，以此推动中国企业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攀升，应当成为扩大内需政策的内在要求。
三、当务之急是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回顾历史，重大的经济危机总是催生新的技术变革，今天的情形也不会例外。可以断言，危机过后的世界经济特别是产业格局将会重新“洗牌”，而主导这场变革的力量仍将是技术创新。谁在这一过程中掌握先机，谁就能最终赢得未来。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必须强调自主创新的有力支撑。失去这种支撑的扩大内需，将有可能加剧我国经济已有的结构性矛盾，使得未来调整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因此，寻求重点政策的突破口，营造产业及技术发展的良好环境，对于顺利有效地完成扩大内需任务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1．大幅度增加知识性投资。各国经验表明，知识性投资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结构优化的双重功能。近年来，虽然我国全社会科技投入持续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科技基础设施和能力水平建设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也是制约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瓶颈。扩大内需不仅要修路架桥和扩大企业生产性投资，更需要大幅度增加知识性投资，包括加大对重大科学工程建设、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建设、公共研发平台建设、人力资本、重点产业领域关键技术攻关等方面投资的力度。
2．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通过对危机影响情况的分析，我们发现，高新技术产业所受到的冲击普遍小于传统产业。可以预见，未来最先摆脱危机影响的也将是高新技术产业。为此，要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服务功能建设，为企业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与引进、投融资、市场营销等方面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撑，对有条件的高新区应适当扩区升级。同时，要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便捷、低成本的融资条件，构建一批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降低乃至消除科技型中小企业进入相关产业领域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门槛。
3．加快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确定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目前即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有必要对部分专项的内容、目标、进度和力度等进行适当的调整，使之与国家所确立的十大举措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一些专项的核心目标应当包括培育和提升战略性产业，而不仅仅局限于具体技术环节。这就要求对专项的组织形态和管理机制进行变革，让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社会资本参加进来。
4.抓紧培育“低碳经济”和生物经济。继上世纪90年代网络经济之后，影响全球经济的新经济形态是什么？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话题。现在的焦点已越来越清晰地集中到“低碳经济”和生物经济这两个领域。多年来，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都已经在这两个领域进行了长期的技术积累，金融危机为这些蓄势待发的新经济形态提供了破壳而出的难得机会，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很有可能由此改变。在国家863、973等重大科技计划的支持下，我国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转基因、生物制药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部分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为我国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转型中争取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应抓紧实施与此相关的产业扶持政策，比如对投资新能源和生物经济的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允许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并提供相应财政补贴；对高耗能产业实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引导企业使用成熟可靠的节能环保新技术；选择有一定技术、产业和人才基础的城市，建设若干国家级“生物谷”，打造高水平的生物产业集群。（原载《求是》杂志2009年第3期）
转自《科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