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障碍在哪里”50天讨论综述
从1月9日到今天，“创新障碍在哪里”讨论已经持续50天。昨天，文汇报发表汪品先院士为此次讨论再次撰写的稿件《直面科学创新的文化障碍》，文中提到：在诸多有识之士的各抒己见中，冒出了不少有着真知灼见的好文章，“（讨论的）问题确实是老的，至少谈了十几年，但答案不一定就是老的。”这也是身为编辑的我们的一个鲜明感受。经过讨论，我们找到了一些分析现状的新视角、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克服障碍的新计策，认识有所丰富和深化。而讨论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激发思考和促成行动。每个人遇到的具体问题和障碍不同、力所能及可做的事也不同，还得各自持续思考寻求可行的办法，做些实实在在的努力，哪怕只是“身边小事”，比如身为研究生导师，是不是可以为年轻人创新创造更多机会；比如身为中小学教师，是不是可以在教学方式的改进上更加积极进取……
一段时间里讨论本身也成了话题
今年1月初，文汇报收到汪品先院士致文汇报编辑部的公开信，建议发起“创新障碍在哪里”讨论，以求群策群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文汇报在1月9日头版头条发表这封公开信，就此与上海市科协联合发起讨论。
汪先生在公开信中的一连串发问，诸如“中国创新的障碍到底在哪里？”“我们离创新型国家还有多远？”“这五年来我们是更创新了，还是倒退了？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在科技、教育和文化界引起了共鸣，更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和思考，文汇报先后收到来稿百余篇，来电来信询问的读者更多。可以说，一段时间里，“创新障碍”讨论本身在相当范围内也成了一个话题。
50天里陆续刊出的讨论稿，论题涉及观念、思维差异和社会氛围等文化层面，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等人才培养层面，促进创新所需的制度、机制、公共服务等社会层面，以及作为创新活动大背景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参与讨论者职业不同，关注点各有侧重，其中颇多予人启发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继汪品先院士之后，汤钊猷、杨福家、王正敏、王迅、李载平、张涤生等院士也亲自撰文，直陈己见。
诸多观点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纵观来稿，创新障碍大致包括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环境的欠缺，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浮躁心态下生硬的考核和评价制度，“官本位”在科技领域的负面影响，以及压制孩子想象力、创造力的应试教育等等。诸多观点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汪品先院士的公开信强调创新与文化的密切关联，他指出：当前要警惕的一种倾向，是忽略科学的文化方面；如果我们淡漠了科学的文化层面，而过分倚重物质刺激的效力，就会陷入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的泥潭，浮躁与发展同步、泡沫与光环俱增。他建议在科技快速前进中勒马反思：我们发展科技的途径，是不是过于偏重了物质、疏忽了精神？杨福家院士、钱旭红教授等也分别就创新所需的社会文化环境作了阐述；复旦大学吴礼权教授关于“自然人”、“社会人”与创新间关系的分析，复旦大学王迅院士和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王邵华研究员对高校、研究所普遍存在的“官本位”现象的批评，同样是尖锐而精彩的观点。
较早从体制、机制角度思考中国创新障碍问题的北京大学饶毅教授在文中提出，科研经费资助的公平性和使用效率必须重视，“可以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学习”。接受饶毅先生的建议，文汇报在1月29日一版专门发表报道，介绍颇受业界好评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科研立项和经费资助评审机制。上海交通大学罗守贵教授则以经济学理论分析指出，目前我国人才资源和资本资源这两种重要生产要素的配置发生扭曲，非常不利于创新，因而必须深化改革。
葛剑雄教授在他《怀疑和想象是创新的前提》一文中提出，今天创新的根本性障碍就在于我们的科研和教学中非但不鼓励怀疑和想象，还限制甚至禁止怀疑，阻碍甚至扼杀想象。联合时报高级记者潘真指出，由于现在的中国孩子接受的多是不当的教育，所以原本每个幼儿都拥有的“聪明眼”从小就被堵上了……
不少建议颇具针对性、可行性
不少来稿提出了颇具针对性、可行性的建议。如上海交通大学陈宪教授提出，要借鉴与企业、市场有关的改革经验，加快创造科技、教育新体制的增量，给这些增量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支持，进而能够促使传统体制转化更新。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的鲁白先生从创新成果如何有效转化的角度，建议中国第一线的科学家应介入大学教学，激发和提升本科生的创新热情、能力。上海科技情报所研究员缪其浩对现行各种促进创新政策措施的评点切中要害，指出政府部门对创新宜少搞考核评比，应当更多地让市场力量来作出“评价”。
汪品先院士在致文汇报编辑部公开信的末尾写道：“相信在十年以后欢庆成绩的回忆里，必将会高度评价这场讨论的意义。”我们不敢奢望一次讨论就有这样的效果，但也期望这次讨论能为推动创新尽微薄之力。尽管这一讨论要暂告一段落，但文汇报对创新性国家建设的关注，对创新障碍以及如何清除这些障碍的关注将长久持续。欢迎各界人士、广大读者继续就创新话题与我们保持联系，提供线索。（记者 江世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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