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科技
主持人：
下面欢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博士做一个发言。路风博士在创新领域特别是自主创新领域做了很多研究，最近也出了他的新著。
路风：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非常感谢所有的与会者，我会用中文跟大家讲解。因为比较忙，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评论。
我想说中国原来其实也有一个创新系统，是50年代模仿苏联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创新系统主要的特点是为计划体制服务的。研究、开发和生产是分开的。以往我们有从事基础研究的像中国科学院，各个工业部隶属了大量的研究所和研究院，大学当时主要承担的是教育职能。再下面是工厂，工厂不完全具备现代企业的职能，不做R&D，中国已故的一位经济学家说这是“复制股东，冻结经济进步”，因为企业毫无自主权。中国的领导人从来都重视创新，所以我们80年代有863计划，其实政府的投入一直是有的。但是理解问题就要理解原来的体制，几年之前大量的投入是进入了科研院所和大学。改革开放以后，在工业上、政策上走到了一个过分依赖外国技术的道路上。因为我前面的发言说过，在理解技术进步的时候，有一个线性心理，认为国外先进，我跟上了外国的技术发展，我的技术就很先进了。另外中国的研究发生了分裂，对做基础研究的科研院所还在继续投入，但工业层次经济建设上发生了变化，主要依赖引进。开始这个引进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后来这种引进越来越依赖外国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放弃了产品开发。大家注意这种引进技术的定义，在八十年代我们更多的是购买外国企业的技术许可证，即自己还是一定程度做一些研发性的生产，可是到了90年代的时候，更多的是直接买外国的生产线和产品设计。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中国一直在做创新性的基础研究，但其结果不好。所以很多年中国在谈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科技成果之所以转化难是研究者脱离实际，所以曾经一度有政策鼓励大学科研院所向下游做得更多，像清华这样的学校都会受这样政策的影响，所以会做很多下游的工作。但是我认为其问题的根源在于主要没有来自工业的需求。实际上所谓科技成果转化最困难的地方也正是在于此。大学和科研院所做的研究不能产生需求性，所有从大学院所出来的技术，最后变成在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产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很多环节的改进以及重新设计，而其中相当大的工作应该是由企业来做。但因为我们的企业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不做R&D所以中间出现了很多断层。
刚刚提到外国在中国做R&D情况的变化，因为现在有些案例已经表明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科学院系统，公共资源投入产生了技术，但是现在被外国公司利用了，外国公司不但利用了，而且变成知识产权来压制中国的企业。其实很多创新系统，大量公共资源投入了以后，最后没有被中国的企业利用。现在大量外国企业把R&D中心设在中国，其实也是为了大量利用中国公共资源投入产生的基础科研成果，而中国的企业大多已没有了R&D。这个创新系统问题的解决并不仅仅是靠增加对研发的投入，还需要体制、政策上的变化，我觉得其中一个变化，当前鼓励在工业层面上中国企业做产品工业的开发，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其矛盾比国家对上游基础研究投入的问题更严重。如果中国企业更多地进行了面向市场的产品工业的开发，会大大加强上下游的互动和结合，Bengt-Ake Lundvall教授也提到了互动的重要性。
我就简单说这么多。
Bengt-Ake Lundvall：感谢您，我认为您所讲的内容非常直接，也非常清楚。我想说几件事，希望你告诉我们它的含义。您刚刚提到一个可能的解决方式，就是促进产品的研发，以及对于知识的需求。而他们需要来自公司这一级，但是怎么做呢？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
路风：我觉得这里的问题非常多。一方面我认为中国的体制更多是自上而下，实际上我刚刚的强调暗含了一点，中国的工业国多依赖外国技术首先是政策造成的，并不是中国企业造成的，所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国有企业上。而且我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这种依赖和国有企业的垄断是非常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些部门，越垄断越依赖。我们可以由很多例子，如果说有什么办法让中国的企业更多地进行产品和工业开发，跟体制有关，我觉得要引入竞争，特别是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开放。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考核，像老的企业领导根本看不懂软件，在政策上应该进行更多的竞争，更多对民营企业开放，以及在政策上领导人应该认识到中国企业应该创新。这样会影响到其对国营企业领导人的评价标准。我觉得这样应该是可以找到方法改变现状的。
问题：路教授的报告我做两个总结，我一直很注重路教授的研究，关于国有企业在垄断方面的作用，我想举一下汽车行业的例子。吉利汽车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发展，从1998年他们开始搞汽车，两个自行车中间一个焊条，加上一个马达，就能称之为汽车的一个企业，把红旗和奔驰的汽车用榔头分解，在1998年就开发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动机。我们看一下垄断，上海大众把桑塔纳这样非常落后的车型生产了2000万辆。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的考核如何改变使得我们的国有企业变得非常有创新活力的企业，我本人是表示怀疑的。我第二个总结，在分析这些创新体制的时候，在浙江人才规模、经济规模都不是非常相衬的，浙江的企业规模、大企业、垄断企业都比较少，但浙江省有一个特点，他大量利用了外省的人才资源。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可能是体制的问题，并不在于企业的驱动力不够。民营企业非常需要技术的支撑，支撑过程中获得了全球的资源，在浙江R&D占GDP的比重很低，但其创新体制很强。所以我认为自有企业的比较，在未来中国的创新系统，以及竞争力需要放在公司层竞争。
问题：非常感谢路教授的演讲，我想我们考虑创新包括科技的创新和产业的创新发展思路的时候，是否可以考虑其余的问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深圳这里90%的创新都来自于企业。所以对于创新是否有区域的影响？在不同的其余这种两难的境况是否会不同。那么这种区域情况不同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深圳的情况是否跟市场发育更为成熟有关？
路风：我觉得区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像浙江非常有地区特色。我认为深圳不完全是区域问题，深圳由于是一个特区导致它的情况完全不同。但是深圳虽然只是局部的，但仍然能够给我们很多东西完全可以立足于全国的层次考虑。深圳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是别的地方很难学到的。比如全中国最想冒险的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其中很多人有很强的知识背景，在深圳创业，深圳给了他很好的创业环境和激烈的竞争。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看这个问题是分两方面看，比如我刚刚做的评论是在批评整个工业层面上忽略了R&D，国家虽然很重视研发，但是在旧体制上进行投入，所以结果很少。所以我们强调工业，工业方面有很多问题，企业的问题、垄断的问题、对民营经济不公平的问题等等，但是我们不要以为不要另一面，只要一面，否则我们可能会变成菲律宾、泰国。就是说你有企业，但没有科技上的竞争力，问题是（创新和经济）这两方面如何更有效地结合，这也是今天上午讨论的问题。
问题：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非常感谢路博士的演讲，我想问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自主创新离不开人才的竞争，现在本土人才大量流失，由于中国国际化步伐越来越加剧，很多本土人才毕业之后，可能会选择到外国的企业研究所工作。随着流失的加剧，就形成了很严重的恶性循环，路博士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观点？
路风：其实这个问题没那么可怕，包括我本人不也转回来了吗？这个问题在哪儿？其实我觉得不在人，而是在中国的体制。中国必须有自己能够利用、使用这些人才的组织和机制。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一个清华大学汽车系毕业的学生，在大连理工拿到博士学位，他是学内燃机的。现在他是中科院龙芯团队做芯片的。我问他为什么你学汽车的人跑去做芯片？他说我毕业的时候时机不对，他是98年毕业的。毕业的时候如果到汽车行业想做技术工作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汽车行业找到工作就是做市场。因为当时中国的汽车工业不搞技术，所以这个人想做技术那就做芯片吧。所以我说如果中国没有做技术的企业，还有其他的问题，最后会影响到我们教育，因为这些人才利用不了。但是一旦有这样的环境的话，无论他到外企还是到国外最后都会转回来。
摘自：《华侨华人经济技术网》
http://overseas.tt91.com/wenzhang_detail.asp?ID=118404&sPage=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