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是否真的与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相矛盾？中美自主创新战略之争的本质是什么？在世界各国都在迎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21世纪，中国又该以什么面貌出现在国际竞争中？为此，科技日报记者专访参与自主创新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国家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

 

　　“自主创新”还是“开放创新”？

 

　　科技日报：最近，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明确要求中国放弃支持自主创新的一系列政策，认为这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和国际合作大环境相矛盾。对此您怎么看？

 

　　梅永红：关于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之间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2003年底，在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研究中就已对此展开了激烈争论，其中的焦点之一就是以“自主创新”还是“开放创新”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有的专家认为，“自主创新”带有自我封闭的意味，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歧义，与对外开放的大局不协调。此后，有的部门和学者还提出“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其实都是要向世人表明，我们所强调的自主创新不是封闭创新。

 

　　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是否矛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能从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找到。2004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广泛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必须把自主创新作为科技进步的基点”。毫无疑问，已经打开国门的中国不可能重新选择关起国门，自主创新必须以更广的视野、更大的开放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作为基础。而我想强调的是，西方国家的此次质疑和批评与之前的探讨不同，其实是对我国坚持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提出的挑战。

 

　　事实上，国际科技合作从来都是“珍珠换玛瑙”的游戏，而不是恩赐与施舍。只有坚持自主创新，拥有核心技术和能力，才能更加主动地利用对外开放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比如，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计划有16个国家参与，对我国始终关闭合作的大门。但在我国成功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之后，有关国家便向我国提出开展相关合作的意愿。信息安全项目“PKI关键任务服务器”是国外对我们的“卡脖子”项目，国家863计划重点支持研发成功后，外国公司很快将原来8.3万美元的加密卡降到1.2万美元，并向我方表示希望在“PKI”技术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共建“PKI”技术实验室，共享技术成果。那些高举自主创新大旗的企业如华为、中兴、奇瑞、吉利等，正是最主动地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最积极地走向国际市场的企业。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从这个意义说，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是统一的。

 

　　科技日报：所以在您看来，西方某些国家的质疑更多地是出自利益之争，而不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

 

　　梅永红：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兰德公司就已指出：“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才有政治独立”。技术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于经济和政治而存在的。某些国家当然不希望中国依靠自主创新走出“买技术”的困境，他们会对中国在技术上的种种努力保持警觉，这样就能永远居于“头脑国家”的位置，就能以其拥有的财富和知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类资源，牢牢占据国际产业链的高端，掠取高额的垄断利润。我们需要正视当今远远区别于过去一元化体制下的现实格局，正视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战略选择的复杂背景，并为在这种全新格局下如何维护和保障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建立新的决策机制。我相信，关于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的争论仍然会继续下去，但我国自主创新战略决不能因此而动摇。因为这是国策，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是短期的商业利益可以相抵的。

 

我认为，中国把自主创新作为国策，至少基于三点理由：第一，我们买不起。技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流动，从来不是无成本、无代价的。相反地，当我们不具备某项技术或技术能力的时候，往往都会要为获得此项技术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根本无法承受的天价。可以这样说，有没有强大的技术能力，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和成本将大不一样。第二，我们买不到。从冷战时期的“巴统协定”到冷战后的“瓦森纳协定”，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出口技术管制。2007年，美国在过去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清单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31大类，管制程度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强化。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这是中国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一条铁律。第三，我们不能永远买下去。一部近现代工业史，本质上是一部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人贡献甚少，这也正是造成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一个重要原因。

 

科技日报：有人曾用中国与巴西争夺足球冠军来比喻我国的自主创新，认为以中国的科技实力还不足以进行自主创新。当前阶段，我国应立足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而科技工作的任务则是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支撑。对这个观点您有什么看法？

 

梅永红：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优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中国经济政策，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但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从产生之日开始，理论界就始终没有停止过争论，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考虑财富总量而不考虑财富分配。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5%左右，甚至只有巴西和墨西哥的1/4左右。这就意味着我国劳动者付出同样劳动所获得的劳动报酬，还不到发达国家的5%。美国学者亚历山德拉·哈妮也曾描述，一些跨国公司把西方的环境问题转嫁给了中国，并剥夺了中国工人的合法工资，甚至有时是在剥夺他们的健康。毫无疑问，劳动力价格低廉不是我们的荣耀，而是恰恰说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足，在全球化的产业价值链上无法赢得公平合理的博弈地位。如果说这是国家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那么我们的政策目标就是要力图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而不是固化甚至强化这种所谓的“优势”。

 

科技日报：您认为我国应突破现有比较优势，尽快改变所处博弈地位。但现今世界各国经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在突破现有博弈格局方面我们有什么经验可循吗？

 

梅永红：其实现实中充满了这样的“悖论”：那些具有得天独厚要素禀赋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印尼等，在现代化进程中步履艰难；而资源相对短缺的日本、韩国、芬兰等国家，却更快地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不是静态的。在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对竞争成败更具决定性的今天，国家之间的变化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从而造就了一个个后来居上的世界经济奇迹。比如提高劳动者素质，有组织地开展技术学习和消化吸收等等，都能够动摇乃至改变传统的竞争格局。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源于这个国家的主导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而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又源于企业由于具有创新机制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科技日报：谈及自主创新时，不可避免要涉及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关系。有人认为，相较于自主创新，技术引进的风险更低也更易见成效，因此应是我国发展高新技术的优选手段。您认为是技术引进还是自主创新更符合提升中国科技实力的主旨？

 

梅永红：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请大家先看看中国民用航空和汽车工业的例子。我国早在1970年就启动了干线飞机研制计划，10年后自主研发的110吨级大型飞机“运十”首飞成功。然而，1985年我国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引进麦道生产线组装麦道—82飞机，自主研制工作也就此终止。1996年，波音公司兼并麦道，决定终止与中国的合作，我国民用航空工业寄希望于技术引进的战略宣告失败。我国汽车工业同样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品牌和关键零部件组装轿车。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国汽车工业生产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一位，但市场上80%的轿车都是外国品牌，高端市场更是他人的一统天下。我们没有充分把握外资企业进入之后所带来的学习机会，没有积极地投入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而是满足于组装加工，逐渐形成了对外资在技术、品牌、关键零部件、营销等方面的高度依赖。

 

回顾历史，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引进国外技术。洋务运动时期，我国从欧洲引进技术；新中国成立之初，从前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又转向美国和日本。近年来，我们再一次把目光投向欧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技术引进，我们仍然没有实现从技术引进者到技术创造者的转变，其中的原因确实值得深思。事实证明，在技术发展上，依照商业逻辑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很难留下什么印记，技术创新能力不可能通过这个过程自然而然地形成。相反的，由于市场需求总是在不断地变化，技术也总是处在不断的更新替代之中，满足于“买”与“租”往往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因此，只有着眼长远，通过自主创新加快积累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尽快从技术依附者转变为主导自己命运的技术创造者。

 

举出这些例子，并不是否定技术引进。对于一个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引进技术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技术引进永远不能代替自主创新。我国有自己特定的国情和需求，依赖他人的结局必将是受制于人。换句话说，要增强我国的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自主创新是不可动摇的科技发展战略。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会有大量的技术引进，我们也决不应当把技术引进等同于技术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而是要通过引进实现高强度的技术学习和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技术能力。

 

科技日报：与技术引进相关的一个情况是，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利用外资国家，跨国公司在中国众多领域已经形成了压倒性优势。您认为这种状况对于我国的自主创新以及技术引进意味着什么？

 

梅永红：引进外资本身不是问题，这是开放的必然结果，而且对中国来说总体上是有利的。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或者说有能力把这种投资活动的正面效应挖掘出来，转化为自身发展的条件和助推剂。也就是说，要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这些年来，外资进入中国的同时带来了许多先进技术，但其实质还只是跨国公司内部的技术转移，真正的技术外溢并不明显。据我们了解，任何一个准备到中国来投资的跨国公司，都会提前三到五年在中国进行专利布局。他们来到中国，就是要靠自身的技术优势占领市场。为了维护这种优势，任何跨国公司都会严格控制技术外溢，使核心技术不能轻易被他人所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的生产规模再大，也只是在为别人的知识性生产提供更大的应用与市场空间，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反向互动的局面——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拉动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而中国自身的创新活动则被“挤出”和边缘化。

 

　科技日报：避免这种反向互动的关键在哪里？

 

梅永红：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其实韩国在技术引进上比中国更有优势，能够引进很多关键和敏感技术，但他们没有停留在技术引进上，而是致力于提高本国的创新能力。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2002年我国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的经费投入比例是1∶0.08，也就是说我们投入一块钱引进技术，只花八分钱做消化吸收；而韩国在工业化发展阶段，这个比例是1∶5—8，他们用超过我们一百倍甚至数百倍的代价来进行技术学习和消化吸收工作。在技术引进中，韩国充分体现了国家战略意志，体现了在技术上有所作为、敢于超越的勇气。

 

近年来，我国也在技术学习和消化吸收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比如核电、高铁等。即使是在汽车领域，除了奇瑞、吉利、比亚迪等以自主创新安身立命的企业之外，过去以合资组装国外轿车为主的企业也开始利用合资合作的基础，纷纷在打造自主品牌、掌握核心技术方面表现出令人振奋的作为。在新材料、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以及节能环保等领域，中国众多企业更是表现出了敢为人先的竞争态势。也许这种努力十分艰难，路途也会十分曲折而漫长，但只要坚持走下去，就一定会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

 

科技日报：虽然外资不一定会带来更多的自主创新活动，但很多地区仍然对外资趋之若鹜，甚至用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您认为这种现象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梅永红：温家宝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明确指出，所有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它们制造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它们研发的创新产品也都是中国创造。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外开放的态度和胸襟，体现了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未来的坚定信念。

 

现在的问题是，在许多地方和领域，外资通常享受着实际上的超国民待遇。过去是体现在税收减免上，现在则更多地体现在市场准入（如政府采购）、稀缺资源配置（如土地）、税收返还等方面。出现这种现象，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现行的一些政策和体制机制。为了满足短期的经济增长，各级地方政府都把招商引资特别是引进外资作为首选，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所谓的外资偏好不足为怪。但正如前面讨论过的，以外资拉动的GDP增长并不一定会带来本国科技水平的提升。公平的市场竞争从来都是创新的最大原动力，而为吸引外资设置各种优惠条件，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障碍。在我国加入WTO近十年后，中国企业还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呼唤国民待遇，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科技日报：政策和体制性障碍是否仍制约着我国的诸多创新主体，制约着我国的自主创新事业？

 

梅永红：的确，我国在科学技术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其实最核心的是制度差距。如果说技术突破更多的是关注点和当前，科技体制则更多的是关注面和长远。我国科技进步与创新当前仍面临着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其中既有发展过程的问题，也有整体改革配套的问题，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意志实现新的突破。

 

比如在科技体制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科技与经济结合等方面的问题应该说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仍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制度障碍，比较突出的有：在产学研结合方面，由于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导致创新活动的重复分散和无序竞争，难以形成完整和高效率的创新链条。在现代院所制度建设上，全国近4000家政府所属科研院所仍然还是行政化管理为主，未能实现党的十六大早就提出的“职责明确、评价科学、开放有序、管理规范”的改革要求。在科技评价方面，重数量而不重质量、重产出而不重应用、重短期而不重长远、重物轻人等现象仍然存在，客观上也会导致急功近利和学术浮躁。在宏观管理方面，部门之间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九龙治水、政策“打架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使得有限的科技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利用。

 

科技日报：当前我国科学技术仍面临着投入不足、尖端和领军人才匮乏的问题。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自主创新在国际竞争中实现突围，您认为需要何种体制环境？

 

梅永红：要在这种情况下实现自主创新，关键在于不能分散力量，而是在重点领域形成更加协调统一的“举国体制”。特别是在目前实施的重大科技专项中，“举国体制”应当受到特别的关注和重视。这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不相悖。在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领域，能不能把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最终取得成功。

 

有人把这种“举国体制”理解成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东西，甚至是落后的体制，其实这是错误的认识。就在去年，日本把30多家企业和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集中起来进行电动汽车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研发。而且各参与单位出钱，国家也进行适当补贴，在京都大学建立一个国家级电动汽车研发平台。这就是一种“举国体制”。美国在实施曼哈顿计划、登月计划、核能计划、导弹防御系统方面，采取的也都是“举国体制”。事实证明，“举国体制”是世界各国在关键领域攻关、提升科技实力的基本路径。

 

当然，我所强调的“举国体制”，应当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组织形态，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充分运用市场的力量，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过去那种从院所到企业、从技术到产品的线型创新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今的发展形势。这是我们在思考“举国体制”时必须重点回答的问题。

 

应当看到，自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后，我国科技发展的思路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一系列重要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正在进行调整，力度之大、影响面之广前所未有。中国科技事业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科技的未来充满信心。

（本文摘自《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