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陈清泰:快者得先机 知识产权“跑马圈地”已开始

    凤凰网科技讯 11月6日消息,由科技部和上海政府联合举办的第三届浦江创新论坛于11月6日至7日在上海召开,凤凰网科技全程图文直播此次盛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以“发展新兴产业的战略与思路”做了主题演讲,他表示新兴产业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跑马圈地”运动已经开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

 

    陈清泰认为,现代产业竞争由于是快者得先机,新兴产业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跑马圈地”运动已经开始。专利标准规制等都有先入为主的特点,一旦被他人抢先,大多数情况下,后来者只能亦步亦趋的后面跟随。如果另辟蹊径,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是低层次生产制造的竞争,高层次是专利标准的竞争。”因此,他强调,新兴产业的竞争从孕育期就开始了,早期的谋篇布局深刻影响后期的竞争地位。
以下为陈清泰主题演讲实录: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想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新兴产业的思路和政策谈一点我的看法。
    全球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以强大的力量催生了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对于面对增长方式转型和产业升级的中国来说,这是又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出全面部署的同时,提出了发展新兴产业的重大战略。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骤。
    下面我想分几个题目谈一下。
    第一,现阶段中国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产业遇到的困难,外因是国际市场突然收缩造成。一般加工业产能过剩,产业布局分散造成了结构性的低效率。我们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在国际分工中大多处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低端。高能效、低效率、重污染的产能淘汰迟缓等等。现在中国需要进口什么,国际价格就上涨,中国能出口什么,国际价格就下跌。我国创造的财富在外流。种种情况表明,传统增长方式已经走道了尽头,昨天那些经济增长的保障性因素已经成为今天发展的制约性因素。经历全球金融危机,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可能再重复过去。现在,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新的比较优势,正在出现,并且展现出了良好的前景。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一、生产要素结构在升级,创新要素日益充裕,特别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得到普及,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规模扩大,知识型人力资源的优势开始显现。
    二、在市场竞争中,中国企业的组织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企业和企业家队伍逐渐成熟。
    三、技术和产业的配套能力增强,创新的成功率在提高。
    四、市场需求旺盛,需求层次多样化的市场格局已经形成。相应的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由一般低成本制造转化为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复杂制造的双低优势。其中智力密集程度一般发展中国家做不到,而技能劳动密集程度发达国家又做不起的那些领域,是中国产业放手发展的广阔空间。
    这是我们分析国内外因素可以做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它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将对所有产业和企业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华为、中兴、腾讯等等这些企业,他们正是利用了中国廉价的聪明的勤奋的工程师所创造的竞争优势,而奠定了国际优势的。而比亚迪在智力和劳动双密集的行业取得了成功。目前,我们大学毕业就业难,意味着我们有庞大的知识型人力资源后备。比较优势的变化,既对增长方式转型形成了压力,也为经济转型和实现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
    第二、产业升级的三种形式
    一种就是产品技术的换代升级,例如由软盘存储器升级为U盘和光盘,由彩色显象管升级为显示器。第二种升级就是在产业链上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领域的延伸。例如,由一般加工制造向上游的研发产品设计、技术专利、技术集成、融资、投资延伸。向下游的品牌构建、商业模式创新、流通体系、系统服务、物流、产业链管理等等延伸。这些上下游的经济活动,就是所谓的现代服务业的内容。它的增值率更高,对产业的掌控能力也更强。第三种升级的方式,就是创建新兴产业,所谓新兴产业,那是指基于重大发现和发明而产生的,将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新产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的产业群。例如当前的新能源,环保产业、电动车、生命科学、生物工程、新兴材料等等。在产业升级的三种形式中,前两种是企业时时进行的常规的发展方式,是保持和提高竞争力的基础。而新兴产业则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一股新兴力量。新兴产业往往处在技术尚不成熟,产业垄断尚未形成,商业模式存在不确定性的阶段,这就为后者创造了条件。产业升级的三种方式都非常重要,关键是升级的路径,产业升级的本质意义是在产业链上的升级,要有更强的能力来参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由老产品的低端制造转变为新产品的低端制造,既使这个产品升级了也是他人产品的升级。假如没有自己的专有技术,二十多年前,我们组装磁带随身听和于十多年前我们组装DVD随身听,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升级的含义。
    第三、发展新兴产业的关键是发展模式升级。在技术模仿阶段,大多是外国发展了新技术新产品,我们引进技术或接受产业转移,以加工制造为切入点,快速进行产业化跟踪。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属于自己的创新产品和属于自己的新兴产业。经济效益也十分微薄。例如我们给耐克代工,外国厂商赚1块钱美元,中国只能得到4分钱,这是在生产力水平很低情况下的一种模式。发展新兴产业,意味着我们要从长期熟悉的以引进外资技术模仿接受产业转移,专注低端制造的经济活动升级为主要依靠本国资本和主要以自己的力量,将创新的技术发展为先进的产品,进而实现产业化,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实现这个变革的关键因素是创新能力,新兴产业不是靠单一技术突破就能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的优势地位也不是靠一次偶然的技术领先所能决定的。政府和企业,关注新兴企业发展的重点首先要聚焦于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着眼于掌握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就无从谈论新兴产业,技术受制于人就无所谓发展方式转型。后发国家的一个优势是可以从公开市场获得较先进的技术。即便只是二流的技术,但对我们仍至关重要,把握得好,可以从引进消化技术过程中,完成一次一次技术学习的过程,并获得自主研发的能力。日本、韩国、台湾省,他们都曾经历过这一过程。他们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到技术输出,大约要经历25年到30年。中国大规模技术引进已经20多年了,已经到了转型升级的时候了。现在中国产业升级迟缓的主要原因,不是产业规模,不是缺乏资金,而是发展模式的落后。在扩张产能的投资已经严重过度的情况下,技术投入却严重不足,即便对引进的技术往往也以可以使用为限,没有足够的耐心去消化吸收。在引进和再引进的过程中,大多未能获得举一反三的技术能力。进入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之后,过去三十年我们长期以来最为熟悉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必须由热衷于投资转向关注创新能力的建设,由热衷于关注规模扩张转向关注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就是说我们不能套用过去的发展模式来抓今天的新兴产业,我们必须理解,如果我们的经济活动方式不转变,不能由低端制造向高生产率的设计、研发、品牌、营销产业链管理等环节延伸,就永远没有属于自己的新兴产业。
    当前,要防止接过发展新兴产业的口号,却推行升级版的外延扩张,和新一轮的低端制造,否则制造一场虚热,而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依然如故,发展方式又将回到原点。
     第四、要特别重视产业化前的谋篇布局。迄今为止,我们还缺乏在掌握先进技术的领域催生新兴产业的经验,包括对产业化前景的评估,经济可行性的研究,也包括专利、标准和知识产权战略,商业模式、切入市场方式还包括如何走出产业化初期。现代产业竞争由快者得先机,新兴产业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跑马圈地”运动已经开始。专利标准规制等都有先入为主的特点,一旦被他人抢先,大多数情况下,后来者只能亦步亦趋的后面跟随。如果你要另辟蹊径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是低层次生产制造的竞争,高层次是专利标准的竞争。因此,新兴产业的竞争从孕育期就开始了,早期的谋篇布局深刻影响后期的竞争地位。
    首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属于重大经济决策,它是基于全球视野,战略眼光持续跟踪科技革命的进程进行深度产业研究并根据本国国情做出的战略决策。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选择关键核心技术,确定新兴战略产业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贻误时机。奥巴马上任  后,立即提出新能源、云计算等作为重振美国经济的突破口。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转瞬间占据了新兴产业的领导地位。在我国,设立或委托高层次专业机构进行产业战略研究有利于把握方向和施行科学决策。
    其次,在我们认定的新兴产业领域,应该及早制定知识产权战略,针对关键技术部署研发力量,对薄弱的关键环节与给予足够的研发投入。在重大技术节点,要抢先技术突破。技术可行性一旦确立,要强占国际标准。再有发展新兴产业中的两种选择和两种结果。一些基于重大技术突破的产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很难成为近期的赢利亮点。但是产业化孕育期是争夺未来产业领导地位的最重要时期。这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等国外产业化,市场化基本成熟,越过了风险期,我们立即跟踪模仿,这样做,投入少,风险少,但是永远也不能进入产业的领先地位。另一种选择就是在选定的方向,以更大的政策和资金投入,加快后续研发,完善知识产权体系,探索符合国情的商业模式,以我为主实现产业化。后一种做法需要更多的投入,需要冒更大的风险,还会遇到来自国际竞争对手的巨大压力。但是,一旦成功,则可以占据领先地位,获得先发效应。例如,现在的电动车,技术路线还有多种选择,知识产权、技术专利的壁垒尚未形成,商业模式有待开发,规模化生产还在酝酿起步,竞争格局还不明朗。这一切,为后发国家和企业提供了技术追赶的机会,是后起者进入最佳的时点。比如70年代在大规模集成电路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大产业的时候,台湾半导体产业由技术引进转向技术自立,聚集资源大力度投入,形成了从设计、制成、封装、测试、材料完整的产业链,成为世界集成电路最重要的继承中心。再比如,进入90年代,在彩色显象管还在盛行的时候,液晶显示器已经表示出良好的前景,韩国和台湾地区,立即持续大力度的跟进,15年后,他们与日本一起成为世界三大液晶显示器的提供国。在我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通讯设备由模拟升级为数控交换机的话,中国的市场被外国瓜分,而巨大中华首先在程控交换系统实现了技术突破,改变了竞争结构,而华为数控中心加大研发投入,很快成为全球通讯装备行业的黑马。很多行业的产业孕育期大约需要十年到十五年,而最终成为行业领导地位大多是一路拼杀过来并获得成功的企业。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耐心,从起点上放弃了,那么必将前功尽弃。
    今天我们能不能重复中国电讯行业技术行业的进程,在其他行业能不能出现中国的华为,对今天的形势如何判断和制定怎样的政策,就影响我们的未来。
    第五、中小企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技术变革存在不确定性,有效的创新机制,往往需要强烈的产权机制,勇于冒险又有利于分散风险的组织机构。在革命性技术出现的时候,大企业往往应对传统技术的依恋和大量沉淀的资产拖累而犹豫,此时科技型中小企业却可以从中找到机会,他们愿意以更高的热情,推进新的技术变革。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国外对我们高度封锁的超高速的局域网技术等都出自于民营中小企业。无论是计算机、互联网、无线通讯、光伏发电,任何一个产业都是在一项或者是一组重大技术突破的基础上,复制一个庞大的技术群而发展起来的。其后续的发展还需要持续的技术来源。此时,需要大量的微细的技术创新来不断扩展增值业务,扩展边缘业务,来强化产业的渗透力。围绕新兴产业,才可能形成多层次市场。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第一它是新兴产业发展持续的技术来源,第二,它是建立完整产业链的主要力量。第三,它是围绕新兴产业开拓增值业务的主力。第四,它是推动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市场的主角。按照传统的做法,当一些产业被国家重视的时候,政府就会制定产业政策,设定发展目标,设立进入门槛作为提供资金税收支持的条件。而中小企业往往被排斥在外。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忽略了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即便在大公司最发达的美国,80%的技术创新也出自于中小企业,在发展新兴产业中应该改变传统的做法,进一步确认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不可替代地位,并认真解决政策歧视,市场准入难和融资难等发展瓶颈。
    最后一点,应该实行市场准入从宽,市场标准从严的标准。行业内大企业有优势,但是在重大技术变革的时候,产业结构和企业竞争格局却面临着重新洗牌。面对革命性的替代技术,行业内的企业,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由于技术的路径依赖和转换成本很高,往往本能的犹豫和观望,甚至压制新产品的面世以及延长成熟产品、成熟市场的寿命周期。例如DVD技术早已经成熟,但是在磁带录像机还有市场的话,它并没有推出。把发展新兴产业的希望,局限于业内大企业,可能会因为缺乏竞争而贻误时机。重大技术突破为新的进入者提供了机会,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更愿意挑战难度更大,风险较高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成为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是动力电池的关键材料还是首批电动车,都是新进入者率先突破的。新进入者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发挥“鲶鱼效应”,改变业内企业的惰性。新兴产业,技术还不成熟,形成主流产品和商业模式还需要市场筛选,因此产业化初期要经历了一个失措的过程,接受市场的筛选,此时由政府来认定哪种技术可行或者不可行,只有哪些企业可以进入,这是不明智的。新进入者是缩短失措过程最活跃的力量,从中有可能出现一匹黑马。在某个新兴产业新起时,某些企业一哄而上,是新兴产业发展之所在,以政府规制的名义,认定哪些企业是主要依托企业,哪个地区是某个产品的产业聚集地,这也是不太妥当的。同时,它不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在计划体制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这样做过,但是大多失败了。例如在80年代初期,在发展电视机的时候,当时政府认定了由东西南北四家作为依托企业,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这些企业已经荡然无存。实际上,一个产业由兴起到成熟,需要经历一个大浪淘沙,市场筛选的过程,谁能脱颖而出成为黑马,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它不是政府可以事先认定的。政府应该站在管理者,而不是参与者的角度来理性的看待和引导,过早的设定门槛,制定严格的准入政策,搞不好就会成为排斥新的进入者,保护业内企业势力范围的做法,不利于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应该承认,大多数投资进入者,都是理性的选择。在坚持谁投资,谁决策,谁承担风险的原则下,政府防止乱相发生的措施是在条件基本成熟的时候,环保、安全、产品可靠性方面,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避免新兴产业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效应。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