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始，《上海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对外发布。根据《意见》提出的目标，到2025年，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国际数字之都建设形成基本框架。到2035年，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无独有偶，深圳市政府近日印发《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5年，深圳将打造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鹏城智能体，成为全球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和“数字中国”城市典范。
 

      为何上海和深圳都选择数字城市？上海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有何不同和亮点？浦江创新论坛为此邀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进行解读。

全国首次提出整体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郑磊表示，虽然数字城市、智慧城市这些名词并不陌生，但上海是全国首个提出整体性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城市。

回顾国内数字城市的发展历史，随着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上海、南京等城市在2011年制定了相关规划。2012年11月，住建部颁布《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智慧城市至此上升为国家层方针政策，次年1月首批90个试点城市通过申请。

2014-2015年，4G正式开始普及，移动互联网觉醒使得智慧城市的建设需求变得迫切。到了2015年，“互联网+”的概念热起来以后，各互联网巨头纷纷借势抢滩布局智慧城市。

2016年以后，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全国多个城市开始提出智慧政务、产业数字化、数字赋能城市治理等目标，数字化逐渐成为打通经济社会运行堵点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超大城市复杂巨系统，越来越需要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高效管理。
 

在郑磊看来，此次上海提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一大“亮点”，是强调“以全面数字化转型，推动城市各领域全方面的流程再造、规则重构、功能塑造、生态构建”，这意味着，上海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一次覆盖“经济、生活、治理”的“整体性转变”，而不是某几个领域的“单兵突进”。

上海第一个提出整体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底气在于：近年来上海城市数字化治理、经济和生活的持续完善。“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一批跨部门跨层级系统平台建成，打响全国政务服务和城市治理品牌；数字经济活力迸发，大力发展在线新经济，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全国领先；数字基础设施领跑全国，率先建成“双千兆第一城”（5G室外基站超3.1万个）；应用场景加速构建，围绕医教养、文体旅等重点领域，创新“揭榜挂帅”市场化机制，打造了一批应用场景。

2020年11月，上海从350个国际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首个获得“世界智慧城市大奖”的国内城市。这些都为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仅需要“硬件”，更需要“软件”

此次《意见》包含“经济、生活、治理”三个领域的数字化，三者需要统筹发展，相辅相成，齐头并进。

“以前的智慧城市建设，更多侧重于技术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比如5G基站、物联网建设等，“建设”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上海的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更加全面和深入、不只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这么简单。”郑磊认为，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更强调“软件”的转型。

过去十年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但技术再强也需要企业和政府主体真正用起来，将数字技术融入经济、生活和治理中去。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中，老思维、老套路是行不通的。

郑磊表示，先进技术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只是数字城市的必要条件，转型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数据和技术，而是文件提到的“革命性重塑”，“包括理念能力、组织机构、法律规则体系等方面全面实现转型。能不能真正实现转型还需要管理手段、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的创新。

郑磊注意到，《意见》中提出：全面审视数字化发展的法治问题，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完善数字规则，强化知识产权等保护力度。开展伦理道德等社会规则研究和风险防范干预。 “这是以往国内智慧城市建设相关文件很少见到的。”
 

此外，《意见》还提出要着力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倡导各类公共服务“数字无障碍”，面向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推进相关服务的适应性改造，创造无处不在、优质普惠的数字生活新图景。

针对“数据壁垒”问题，《意见》提出要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接口规范、调用规则，实现跨部门、跨行业的系统平台数据对接。同时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改革红利，建立数据要素市场，健全数据要素生产、确权、流通、应用、收益分配机制，构建具有活力的数据运营服务生态，积极完善数字贸易要素流动机制，探索形成信息便利化体系，引导建立数据治理和安全保障体系，促进数据价值最大化发掘，进一步提升社会生产力和运行效率。

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要坚持整体性转变，坚持全方位赋能，坚持革命性重塑。在郑磊看来，这将成为上海未来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