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创新而言，世界不是平的，而是高度集中在全球少数几个地区，它们如‘钉子’般高高凸起。”在昨天举行的浦江创新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杜德斌说。不少与会者也认为，不管经济大环境是好是坏，创新资源永远集聚于少数地区，这些地区的成功之道各不相同，但往往都拥有一流的技术、人才，还有创新文化。对于上海来说，面临下一次产业变革，能否抓住机会成为创新资源高度集中，并且得到最优化配置的“钉子”？

创新热点分布不均衡

     正如世界人口分布不均匀一样，全世界的创新资源分布也是不均衡的。杜德斌援引经合组织去年的统计数据，世界25个创新热点地区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主要是北美、西欧和东亚。排名第一是日本的关东地区，其次是美国的加州。如果考察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区域，情况也类似。以拥有50多个州的美国来说，专利申请排名前十的州，其专利总数就占全国的70%以上。中国63%的发明专利集中在20座城市，50%的发明集中在12座城市。

    “国内到处都在提‘创新型城市’，但不是每座城市都适合搞创新。另外一方面，对于创新资源集聚有先天优势的城市，如何尽可能扬长避短，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杜德斌说。

      中外专家一致认为，政府应该在其中起到类似“太阳”的作用。和中国许多地方政府一样，美国地方政府也懂得“在关键时候给企业撑一把”，哪怕是在一向以自由开放著称的硅谷。美国硅谷Sun－nyvale市长安东尼·斯皮特拉里介绍，他们从2009年起启动一个6000万美元的项目，帮助科技园区内的企业更新基础设施，降低生产成本，尽可能避免中小企业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事实上，当地政府的财务规划并非一成不变，他们有一套监测和预警机制，视经济环境的不同，给予企业不同的短期、中期乃至长期的支持。

“巨无霸”和“小虾米”的互动

       对于区域创新来说，推动力究竟更多来自于巨无霸式的大企业，还是更多小虾米式的中小企业？关于这一点，杜德斌和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丁磊恰恰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杜德斌认为，区域内如果有一些龙头的高科技企业，可能会产生技术溢出，其它的企业可能会跟进，形成良好的集聚效应。对于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充当技术溢出者的往往是跨国企业的研发中心，它们对于区域创新体系有重要作用。丁磊则认为，发源于个体的 “自由式创新”将成为大势所趋。理由是，在产业分工日趋细化的当下，创新也会越来越“专业化”，这也意味着创新源头可能是一些小而精的企业。

他以好莱坞的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为例，大电影公司目前的作用更多类似于商业银行或“版权银行”，大量专业化的中小型电影企业承担着从制片到技术支持、再到后期营销的工作。

       事实上，一大一小两类创新主体之间并非壁垒森严，相反，正是两者之间的互动，促成了创新资源最高效的配置。丁磊举例说，创新实力雄厚的谷歌公司和微软公司，他们分别陆续并购了硅谷地区的上百家中小企业，后者中相当部分是前者的员工跳槽后另立门户创办的新企业。同样，大公司内部的个体式、自由式创新也愈发活跃。以思科公司为例，50%的创新项目是向公司内部员工收购的。

从波西米亚指数看包容

       在昨天的演讲中，“包容文化”也被屡次提及，大家认为，只有在允许多样化、宽容失败的氛围中，创新活力才能被激发。杜德斌援引国外研究者提出的 “包容性指数”，如“波西米亚指数”，即统计一个地方外来人口的相对比例，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地区的文化包容性。

      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兼CEO、康奈尔大学原校长杰弗瑞·勒曼则从人才培养角度谈包容性。区域创新离不开研究型大学的集聚，而研究型大学究竟如何培养人才？是把优秀学生招收进来，然后任其“自生自灭”？勒曼的观点是，大学一方面要严谨设计教学环节，同时也要注意，不能因为“严谨”而扼杀了学生自由想象的空间。对于年轻人来说，两种思维最重要，一种是 “一个问题多种答案”的发散性思维，另一种是把世界想象成不同于常人的反事实思维。允许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存在，一座大学才能称得上开放和包容。

来源：《解放日报》11月4日 01版  作者：章迪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