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们纷纷把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对创新的经济风险却很少注意。事实上，当创新对于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作用上升到战略地位的时候，创新的经济风险也开始显现。
与研发相比，创新为什么具有更大的经济风险，它发生的机制和后果是什么，在政策上如何防范它的发生，这些问题不解决，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中，是有可能吃亏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创新开始了高强度研发时代。目前发达国家的研发强度平均在3%左右，全球研发经费在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后，达到1.4万亿美元左右，研发人员也早已突破1000万人年。
创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迅速，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们看到了创新对于民族以及国家的重要性，纷纷把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对创新的经济风险却很少注意。事实上，当创新对于经济体的转型和发展，对于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作用上升到战略地位的时候，创新的经济风险也开始显现。
与研发相比，创新为什么具有更大的经济风险，它发生的机制和后果是什么，在政策上如何防范它的发生，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不解决这些问题，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中，是有可能吃亏的。
创新投入乘数的放大效应
在创新的过程中，有个投入乘数。由于研发投入的增加，引致了产业化、市场化投入的增加，最终引致了创新投入的增加，我们把增加的倍数称为创新投入乘数。换句话说，创新投入乘数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创新投入增量与研发投入增量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K=△T/△R，其中K为创新投入乘数，△R为研发投入增量，△T为创新投入增量，例如，如果K=10，那么就是说，每增加单位研发投入，引致了创新投入10倍的增加；当增加研发投入100万元人民币，创新投入增加了1000万元人民币，这时创新投入乘数为10。
创新投入乘数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创新不仅包括研发，而且还包括产业化和市场化，而在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相对于研发来说，投入被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地放大了。
创新的过程，也就是从研发到量产的过程，大致经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原理到模型，第二个阶段是从模型到商品。第一个阶段主要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第二个阶段包括小试、中试到量产。第二个阶段是对第一个阶段形成的产品模型进行物理放大，包括体积、重量、性能、数量等都要相应放大，直到生产定型进入量产。在第二阶段，创新活动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供应链，建立产业链，形成价值链，需要投入大量设备、材料、土地、劳动以及知识产权、市场开拓等费用，创新成本急剧增加。
如果创新成功了，会带来放大的经济效益；但是一旦失败，则会带来放大的经济风险。研发的风险只限于研发投入本身，而创新的风险由于乘数的放大，则是研发投入的十几倍、几十倍直至巨量经济损失。
在自然经济时代，发现、发明和创新都是天才和偶然的，不需要事先有计划地投入大量费用，因而也谈不到风险。到了工业经济时代，人类的创新活动规模化，风险开始显现，但大多局限于企业的范围，一般不直接影响经济体的经济效果。
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创新上升为人类生产中的主导性要素，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都参与到重大创新中来，因此创新失败的风险已经不仅仅限于个别企业，而且扩大到整个产业范围，甚至引起经济低迷和社会不稳。当风险变成现实的时候，倒下的不仅仅是创新失败者，而且是堆积如山的产业和货币残骸，严重的还会导致政治危机。
创新风险发生的经济社会原因
创新的经济风险是如何发生并扩大到整个产业的，它的经济、社会原因主要有四种。
1.过度补贴。由于科研规律与市场规律的差异，科研人员难以把握一项研究的市场前景；而由于科研的专业化和小众性，企业家和消费者也无法了解一项研究的实际意义，政府对上述两方面更是没有确切的感知。在这种信息三重不对称的时候，政府很容易对产业技术成熟度产生误判。在产业技术尚未成熟到可以扩大市场规模的阶段，过早启动大量市场补贴，就会增加创新的经济风险。
在技术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政府的责任是对相关领域开展科研体系的布局，提供研发补贴，而不是对产品或消费者进行补贴。如果此时政府进行高额市场补贴，技术虽然不成熟，但简单扩大生产规模变得比创新更加有利可图。这就挤出了创新，并造成产能泡沫：市场迅速扩大，上下游产业链和配套产业链迅速建立起来，贷款和投资迅速增加，暴利出现。但这并不是由技术突破和私人消费支撑的市场，而是一种“政府市”，因而是虚假的繁荣。资本的逐利本性和侥幸心理使它不顾一切地扩张生产。
由于技术事实上并未成熟，政府长期高额补贴的政策就是不可持续的，迟早都会走到支撑不下去的那一天，这时风险变现了。而当市场泡沫破裂的时候，企业大量倒闭，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坏账，创新完全停止。
如当前国际光伏产业出现的严峻局面，就是某些国家过度补贴风险的变现。起初是这些国家对光伏市场过度补贴，当政府财政困难时，便大量减少补贴，同时对外国企业采取“双反”政策，导致市场缩水，企业破产。
2.产业排异。当产业技术逐渐成熟，生产规模已经扩大，但由于本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尚未建立起来，也会造成风险。
当一种新兴产业由于创新而形成的时候，有可能是毁灭性的创新，即摧毁旧的产业技术轨道，把自己建立在旧产业的废墟之上。相关产业纷纷作出技术和产品调整，以适应新兴产业，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但更多的是，新兴产业形成以后，旧的产业并没有毁灭，依然在发展；或者旧的产业改变了原来的经济形态，但并未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新兴产业的技术虽然日趋成熟，但如果没有解决与其他产业的关联问题，就不能有效建立经济循环，在上、下游都会出现断点，所需的生产要素得不到有效供应，产品市场得不到扩展，从而造成产业链断裂，开工不充分，或者产能过剩，或者两者同时存在。
如新能源产业不能解决与电网产业的兼容问题，就不会开辟替代能源的市场；新能源汽车产业不能解决与供电产业的兼容问题，就难以解决动力问题。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无锡永中软件有限公司的破产。永中集成Office是一套办公套装软件，可以在Windows、Linux和MacOS等多个不同操作系统上运行。该软件确实提供了比Windows更符合华人使用的一些功能，但始终没有解决好与Windows的兼容，经常出现故障、死机，不能直接发邮件等问题。在Windows系统几乎完全占据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不能解决二者的兼容问题，就无法生存，只能倒闭。
3.金融泡沫。当产业技术基本成熟，产业即将进入高成长期，如果出现金融市场过度虚拟化，也会造成风险。
政府的过度市场补贴总是发生在技术尚不成熟阶段，产业关联排异发生在技术逐渐成熟的过程中，而金融市场过度虚拟化则往往出现在技术基本成熟的时刻。此时此刻，投资急剧扩大，资金回流变好，利润暴发性增长，金融炒家敏感到产业将进入高成长期，便释放大量投机资本和虚拟金融产品，以至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创新，造成市场泡沫风险。当市场泡沫破裂的时候，受到热捧的产业出现剧烈的收缩，创新活动中断。
上个世纪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就是一个例子。1995年至2001年间，Mosaic浏览器及WorldWideWeb的出现，使“免费出版”、“即时资讯”等技术走向成熟，金融资本预感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商业模式将会到来，便大肆炒作，造成互联网产业投资过热和股价飙升，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不管是盈利公司还是非盈利公司，只要属于“COM”概念，一律看涨，终于形成巨大泡沫。泡沫破裂时大批“COM”公司破产，对创新造成极大伤害。
4.创新折旧。这种风险发生于产业技术完全成熟以后，产业进入顺轨创新阶段，由于基础研究的突破，新的替代技术正在形成，这时原来产业的创新就处于折旧中。而一旦新兴技术成为主导模式，原来产业的创新就变成了损失。即使产品是崭新的，但也已经大部分折旧了，甚至报废了。
如电子计算机之于机械打字机，数码相机之于胶片相机，就是这种情况。中国彩电产业引进创新的历程也有深刻的教训。上世纪80年代，中国通过引进技术，形成了包括彩管、玻壳、整机在内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耗费了大量资金。然而到90年代，平板电视异军突起，到2008年，平板电视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远远超出显像管电视，中国彩电业损失巨大。
创新政策工具的改进
为了防范创新的经济风险，传统的创新政策工具存在局限，必须进行改进。
一是市场政策必须向研发延伸。传统的市场政策，比较注重已经创新出来的产品，实际上是激励了过去的创新，但却无法激励当前发生的创新。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把对创新的激励变成单纯扩大市场的补贴，而对正在发生的创新产生挤出。
要拉动当前的创新，不仅要从供给侧资助研发，而且更要从需求侧拉动研发，即把对产品市场的单纯拉动向前延伸，深入到小试、中试阶段，甚至深入到研发阶段。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的探索是很有启发的。如英国的“远期约定采购”，加拿大的“商品化”采购等，都是把创新产品和创新过程捆绑采购。
二是产业政策必须注意政策组合。传统的创新政策，往往局限在本产业的创新，而对关联产业的关联创新缺乏统一考虑，忽略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兼容问题。
创新工具改进的方向，应当是一揽子政策，把本产业创新与关联产业的兼容统筹起来，形成政策组合或政策包，释放政策的合力。
三是研发政策必须着眼于科研布局。对于新的技术路线，特别是预先性研究和原创性研究，政府不仅要提供直接或间接的研发资金，更要加强科研体系布局。而对一切成熟的竞争性技术创新，则完全交给市场。
四是金融政策必须立足于实体经济。鼓励金融业支持科技创业和技术商业化，而对脱离实体经济的所谓金融创新给予有效抑制。
作者简介：
郭铁成，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3-04-22 第8版 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