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创新之处非常多，不胜枚举，归纳一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创新，比如股指就是最先在上海诞生的；二是制度创新，比如外汇兑换额度，各类制度上技术性的创新比较多，上海是中国的窗口，利于国外机构更好地接触中国的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和共享；三是整体创新，包括市政管理、贸易、教育、生活、城市氛围等多个方面。
在创新方面，上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是中国内地众多新机制的首创之地。5月30日出版的由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任编审委员会主任的《上海经济年鉴·2013》（第29卷）卷首刊登了“2012年上海城市十大创新热点”，即：“营改增”试点率先启动减负成效明显，试点启运港退税，国际金融中心“十二五”规划发布，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实施，重点功能区域加快建设，总部经济发展迈入“千时代”，科技创新体系出新招，绿色发电国内领先，上海获选“最中国创意名城”，政府服务方式创新取得突破。
上海的发展相对稳定也很健康，无论是规模发展都呈现扩张的趋势，而不是萎缩的趋势。
但上海在创新方面也有相对保留的地方，相对于温州的创业文化,上海文化更偏重白领文化，如果能在创业文化方面有所提升，创新性就会更强。
如果说到上海创新存在什么瓶颈，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法律制度方面，上海在创新方面包括金融创新方面，对于制度需求强，但司法制度、监管体系等仍有差距；二是人才，金融人口比例还是欠缺，金融市场对于人才的成长和培养相对短板，无论是人才环境、税收、语言等，和全球相比还有局限性；三是工作的支持度，上海是直辖市，需要取得国家对上海的更大支持，应对更多挑战。
上海的科技已经取得了现代化，制造业已经是世界领导者，但是我们在创新方面还是和很多的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无论是对我们人均的专利水平进行估量还是全球有重大影响力的创新产品测量,我们在创新方面均有很多工作要做、很长的路要走。怎么鼓励创新很重要，希望通过把国际开放的金融知识和理念带到国内，让大家更多了解国际上怎么看某些问题，怎么处理，只有观念创新，才有可能带来产品创新，国内很多产品和企业商业模式都可以清清楚楚找到他们各自在海外的先驱或者鼻祖，在国内创新所讲的并不止是产品创新，怎么把一些产品和理念能够和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阶段更好地结合，也是很有价值的创新，比这个更重要的创新其实是策略创新，还有商业模式的创新，对于中国金融在今后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引导创新竞争是非常大的新的朝阳产业，金融可以代表房地产，可以代表零售保险等，金融还包括利用金融交易对每一个人的消费习惯和金融背景、对每一个人的诚信资质都可以分享，这种大金融体系是技术消费习惯的完美结合。
随着技术进步、互联网普遍，我们享受所有技术红利的同时，必须考虑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对自己技术的掌控能力、风险掌控能力会越来越自信。这种大的越来越自信的前提下，我们也会承担越来越多的风险，我们原来只是一张张支票处理，现在所有数据储存在一个、五个或者十个互联网服务器，不排除出现一次突发性的网络危机或者自然危机导致我们所有的东西短期之内出现中断，这个中断对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风险是现在我们很难估计的，所以怎样才能在大金融体系下防范风险，无论对于我们互联网金融行业、传统银行行业，还是国际清算交易行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大数据和云计算以及更高更新的计算水平对于上海而言，将带来更新的运营革命和创新，此时更需要一个大制度环境，鼓励开放竞争和对于全球化有更多支持的大环境下，怎样才能把技术、消费和金融体系更好结合在一起，是上海也是中国金融下一段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方向。
我在耶鲁大学学习和任教多年，发现在耶鲁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有很多的学员自发组织进行创业，校友或商业机构会通过捐助某一个基金会，为学员们的企业提供启动基金，这样的机制很成熟，鼓励同学进行创业，有助于公益性的推动。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也有很多的商业模式创新，社会对于创新给予鼓励，比如硅谷的繁荣，就是由于机制的灵活，对于创新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
此外，我个人认为，上海应该有更多的政策和机制的支持，充分发挥海派文化兼容并包的优秀，助力上海新一次腾飞。
美国的纽约对于上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纽约原来是美国的引领者的城市，金融中心、创新中心的地位很强，后来，美国加州硅谷发展起来了，对于纽约的地位形成了很大的冲击，纽约市政当局开始了应对措施，强化包容性商业氛围，针对加州硅谷模式，形成了纽约“硅街”模式，把传媒、创业创新行业以及原有的金融行业进行了重新整合，转型比较成功。
如何提高上海的创新能力，一是政策支持，并不一定是具体的产品，更不仅仅是制度上的支持；二是教育，对于创新很重要，把人员素质更加提高；三是交流，很多好的想法进行多层次的头脑风暴，上海的国际性和本地性，都需要提升。
上海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无论是意识、思维方式还是社会进步等方面，都有更多的发展潜力。
（朱宁：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耶鲁大学国际金融中心研究员）
来源：《东方早报》2013年6月3日 A15 上海求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