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20年，世界将发生百年不遇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复合了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新科技革命）、经济长周期波动（新产业变革）以及国家力量格局的调整（新兴大国的崛起）。对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都存在着巨大的变数，既有前所未有的挑战，更有前所未有的机遇。
上海区域创新面临的新形势
未来10~20年堪称中国和平崛起的冲刺时段，而决定性因素则是科技创新。面对这样的形势，上海正在全力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上海科技创新有必要更加前瞻地思考2020年后城市的功能定位。
（一）创新范式开始新一轮进化升级，市场竞争步入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对决的时代
以苹果的成功为标志，一个创新3.0的新时代已然到来。迄今为止，在企业创新模式方面，已经形成了1.0版本的封闭式创新和2.0版本的开放式创新，开始向3.0版本的嵌入（共生）式创新升级。在宏观层面则对应于线性范式、创新体系范式和创新生态系统范式。这次升级就是从工程化、机械式的创新体系迈向生态化、有机式的创新生态系统。苹果是创新3.0的典范。在苹果的创新生态系统中，以iTunes、iOs为软件平台，以iPod、iPad、iPhone为硬件载体，以大量APP为内容应用提供，建构起独特的竞争优势；由是，苹果从容地主导着整个产业链，其中，三星提供移动设备处理器，Intel等提供电脑处理器，东芝提供存储芯片，LG提供显示屏，富士康负责最终装配，苹果以一个创新“顶级掠食者”的姿态形成了一个“创新生态帝国”。
（二）发达国家积极迈向新一代创新政策，寻求建构对其更加有利的规则体系
早在2003年，两份来自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的报告就指出，美国的繁荣和领先，是基于一种新的体系——创新生态系统，标志着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始迈向创新政策3.0时代。2005年，美国全面启动了“科技政策学（SoSP）”的研究，更是明确地为第三代创新政策提供方法工具支撑。此后，欧洲、日本、韩国等纷纷探索向第三代创新政策升级。近年来，美国为主推动TTP和TTIP的努力，其实质是利用自身在科学技术、服务创新、文化创意方面的综合优势，建构起强势保护科技、服务与文化融合创新的规则体系，来中止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中国的崛起进程。
（三）中国的和平崛起，科技创新是决定性因素
根据国外的预测，最早在2015-2018年，最迟在2028-2030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将很可能终结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主导世界发展潮流的历史。历史上，前苏联和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其GDP都没有超过美国的70%，而中国目前为美国的50%左右。与前两者不同，中国的制造业已经终结了美国19世纪末以来世界第一的历史。因此，未来10~20年堪称中国和平崛起的冲刺时段，而决定性因素则是科技创新。从近代世界史来看，每一个领袖型大国的崛起，都是以超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为其根本动力。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到美国的西方世界中心的转移来看，科学中心的转移是经济中心转移的先声，并伴随着文化中心的转移。
面对这样的形势，上海正在全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战略，努力冲刺“四个中心”战略目标。上海科技创新有必要更加前瞻地思考2020年后城市的功能定位。
上海区域创新发展的
战略选择
上海有必要力争到2030年前后，初步建成世界上最具活力、竞争力和吸引力的创新生态体系之一。
（一）中国需要上海建成“全球创新中心”
到2030年，如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必将进入到一个创新空前繁荣、开始对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的时段。这对上海提出了更高要求。
创新型经济正在崛起，世界城市体系正在从工业经济时代的全球生产网络（GPN）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全球创新网络（GIN），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正在发展成为“全球创新中心”——纽约的新增高技术就业岗位已和硅谷差不多，2012年伦敦的创意产业已经超越金融业成为伦敦的第一产业。
目前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的人均GDP都在6万~14万美元（因为统计口径的地理范围会有所不同），新加坡和香港也在4万~5万美元。而且，在进入2万美元之后，还会有一个快速攀升的阶段，如上世纪末，新加坡和香港人均GDP才刚超过2万美元，10年内，新加坡人均GDP又增长了一倍。到2030年，上海人均GDP如果不能达到4万~5万美元，很难说上海已经建成了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而支撑这种高水平经济体系的产业，必然需要今天的科技创新来部署、来创造、来孕育。
为此，上海已别无选择，必须要动态集聚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最顶尖的智慧、最具创意的“点子”，将中国不断提升的中高技术制造能力、多层次市场优势与国际产业、市场体系相联结，不断推出产业原创的领先产品和服务，形成具备强大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创新枢纽，建成“全球创新中心城市”。
（二）作为全球创新中心的上海需要世界级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予以支撑
所谓创新生态系统是指一个区间内各种创新群落之间及与创新环境之间，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联结传导，形成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的开放、复杂系统。该系统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以促进创新持续涌现为根本目标，能够通过将创新投入、创新需求、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管理在创新过程中的有机结合，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多样性共生、自组织演化和开放式协同三个重要特征。
作为世界级的创新生态系统，应具备在全世界具有独特和领先的优势，成为知名的“创新热带雨林”，物种丰富、竞争充分、新奇涌现、共生进化；与世界其他创新生态系统存在着广泛联系，在“全球创新生态圈”中，接近或处于“创新食物链”的顶端。
如何形成世界级区域
创新生态系统
上海要以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包容的多元文化氛围，动态集聚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最顶尖的智慧、最具创意的“点子”，将中国不断提升的中高技术制造能力、多层次市场优势与国际产业、市场体系相联结，不断推出产业原创的领先产品和服务，形成具备强大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创新枢纽。
（一）城市创新生态环境
优美、宜居的自然生态环境。要借鉴香港保持较低建设用地比例、首尔重挖清溪江等经验，促进生态用地比例逐步接近国际大都市的水平，大幅度提高森林覆盖率。加强水体污染治理和饮用水的深度处理，实现自来水直接饮用。以优美宜居的环境，吸引全世界优秀人才来沪安居和创业。
开放、进取的社会生态环境。建立各种创新要素以自由流动、充分竞争、市场配置进而能获取最大收益的机制，尤其是要彻底破除创新型人才在产、学、研、中介之间流动时，无法自由转换身份的体制因素。以政府的创新投入成为“耐心资本”，来带动社会资金切实践行“长线是金”的投资理念，激励成功、宽容失败，营造一个着眼长远、冒险进取的社会文化氛围和保障支持体系。
（二）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要充分结合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对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性作用和政府对产业进化的促进性作用，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强化张江与硅谷之间的人员往来与知识流动，以服务型制造推动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持续向价值链高端迁移，从而使上海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成为中国产业群落演替和进化的重要“风向标”。
苹果和小米分别代表着互联网经济时代、建立在相应产业和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之上的“美国制造”和“北京制造”新品牌。要大力促进上海制造业企业创新模式的转型升级，从“大而散”的产业链内置模式，转向“大而强”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并形成“创意设计、精致制造、文化品位、用户体验”的“上海制造”新形象。
（三）世界级的创新型跨国公司
集聚和选育具有根植性的本土跨国公司，企业是创新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创新物种， “创新掠食者”则是维系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上海应成为“顶级创新掠食者乐园”，并通过它们的创新生态系统与世界范围内创新物种相联结，不断为上海集聚“创新能量”，促进城市转型升级。
中小企业是创新的重要源泉。政府和大企业采购中要有相当比例（5%以上）来自于中小企业，大企业获得的政府资助也要有一定比例转包给中小企业。规范并购的有关法规政策，避免创新型中小企业被大企业（包括外资企业）随意收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领域，面向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型制造业的新业态，从强调规模效应转向强调创新能力、适当降低财政支持的门槛、促进中小企业专业化发展，造就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把控行业关键配套环节的“隐形小巨人”。
促进企业实施研发与非研发相融的嵌入式创新。非研发创新是创新3.0的一个基本特征，能够有效提升研发创新的效率和成功率、能够主动搜寻并引领研发创新的突破方向，最为重要的是，还能够改变“游戏规则”（核心要义是改变产业链上附加价值的分布与分配，如微信使得移动管道化等）。有必要探索科研计划的对内开放，促进上海企业利用全国创新资源、实施服务和制造外包，把“两头在沪”落到实处。
（四）世界级的创新研发与服务群落
荟萃全球科研精英的世界一流科研机构。促进上海高校、科研院所的去行政化，以大科学工程为重要载体，吸引全世界卓越科学家、工程师来沪从事科学研究，使得高层次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比重明显增加，优势学科若干重要领域在国际上占据领先地位。探索形成创新服务的“负面清单”，完善政府采购促进创新服务发展的法规政策体系，加快培育大量、细分的创新服务提供者，形成门类多样、独特高效的研发服务种群。鼓励和支持民营孵化器、民营化行业协会、非营利性服务组织以及中介类企业提供增值服务、探索新业态和实施商业模式创新，为企业间、产学研间协同提供关键支撑平台，促进创新资源的最优化利用。
（五）现代化的创新治理能力和体系
率先探索创新领域的治理。政府要转变为尽职“守护者”和有效“施肥者”。率先推动创新治理等新一代创新政策理念的探索实践，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率先在上海的创新管理领域进行破题、落实和推进。大力发展第三方力量，培育创新领域有活力的社会组织，促进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共同推进创新治理。
加强内生性政策学习。开展科技政策学研究和政策模拟研究，注重外源性与内生性政策学习并举。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注重政策协同，开展政策审计，强化政策诚信，对信息公开、专家咨询、公众参与、社会舆情等进行系统机制设计。面向政策生命周期全过程，提升对创新绩效的洞察力，提高创新政策的前期评估能力。实施政府部门内的组织创新与流程再造，形成内部管理的“创新生态”。加快政府创新管理的能力迁移，逐步转向信息公开、数据开放环境中的综合运营服务。
全面推进需求侧政策的实施。面对生产消费者（Prosumer）的崛起和产学研用社区生态化创新的新模式，从过于强调供给侧政策转向依据创新链综合推进需求侧、供给侧和环境面政策的协同运用。积极借鉴欧盟等“领先市场”行动计划，推行“智能专业化战略”，综合运用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创新券等政策工具，促进商业示范推广，以强化对用户的补贴来实现向市场释放信号、引导社会资源注入相关产业。
作者：李万，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东方早报》2014年1月14日 C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