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要解决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三个基本问题。如果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阐述了“为什么”的问题，十八大报告从国土安排、资源节约、环境治理三个方面，说明了“是什么”的问题，那么三中全会有关生态文明三个制度一个体制的论述，就说明了“怎么做”的问题。至此，初步形成了一个有系统性的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框架。深入理解三中全会有关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需要强调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从可持续发展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逻辑关系和操作顺序。生态环境的制度建设，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和环节，即确定规模、分配产权、市场交易。从这个角度看三中全会提出的生态文明三个制度，可以发现内在的逻辑关系和操作顺序：首先是划分生态红线制度，确定可以接受的生态消耗规模，将非市场的自然物品分为可使用和不可使用两个部分；随后是确定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明确自然资本的所有者或经营者，其中将可使用的部分用拍卖或者免费的方式进行初始分配，使非市场物品可以成为可交易的市场物品；然后是基于产权的市场交易制度，即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等。其中，生态规模和公平分配是在市场之外由政治机制和管理机制决定的。

　　二是，划分生态红线应该覆盖生态空间、自然资源、污染排放三个方面。划分我国的生态红线，需要按照生态空间、自然资源、环境容量进行分类，覆盖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自然资本。例如，划分国家主体功能分区，属于确定生态空间红线；强调18亿亩耕地、能源消耗特别是煤的消耗总量，属于确定资源消耗红线；控制污染排放总量、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属于确定污染排放红线。一般地，确定前端的生态空间红线和资源消耗红线，相对于末端的环境污染治理，具有更加本源的意义。例如，减少中国城市的雾霾影响，很大程度是要控制城市中燃煤和石油的消耗量。

　　三是，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要防止随意增加老百姓的生活负担。资源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是要通过价格机制提高稀缺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但是把市场原则用于生态文明建设，不能随意增加老百姓的生活负担。一是要把提高自然资本本身的价格，与相关企业的劳动收益和生产成本区别开来，不能成为煤、油、气、水等自然资源随意涨价的理由；二是自然资源的价格提升，应该同时考虑人力资本附加成本如社会保障费用的减少，可以研究借鉴欧洲的生态税或税收中性的做法和政策，在提高自然资源价格的同时降低人力资本的税负。

　　四是，改革管理体制是落实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组织保障。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的变革特别需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对于同一个自然资源要素，要尽可能归口一个管理机构，每一个管理部门要同时进行确定规模、产权分配、市场交易三个方面的宏观管理。其次，要加强跨行政区域的资源环境管理，当前的重要资源环境问题包括水系污染、区域雾霾等问题，主要与缺少区域性的合作管理有关，要研究推广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的区域环境管理经验。还有，生态文明不等于单纯的生态保护，应该包括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一方面涉及自然系统内部资源、环境、生态三者之间的协调，另一方面涉及自然系统与发展系统之间的协调。现在缺乏具有统筹协调能力的体制保障，环保部等无法成为统筹生态文明的主导机构，需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进行组织意义的统筹协调。

（作者为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来源：《新民晚报》2013年12月21日 A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