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和“模范生”，上海高效的发展模式（简称“上海模式”），不仅引领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增长，奠定自身在全国经济中新的历史地位，更被视为未来中国经济能否转型的“试验田”和“走向标”。从历史贡献看，上海模式无疑是成功的，但硬币总有两面，过去证明成功的传统发展模式，在经济阶段转变后往往会变得力不从心。当前，上海正面临日趋紧迫的经济转型压力。一方面，以往靠增加要素投入、以规模经济驱动增长的模式已渐显疲势。另一方面，上海正步入后工业社会，迈向以知识为核心驱动要素的新经济阶段。2013年上海人均GDP超过14500美元，按世行标准（人均GNI≥12616美元）已算是高收入经济体；二产占GDP比重自1999年低于三产后，2012年进一步降至40%以下。无论在哪个角度，产业创新升级的意义对上海都更为紧要，但在这方面，上海似乎仍面临着一些困惑。
创新困惑
上海企业家活动的疲弱导致自身创新产出与投入失配，同时产生了两个连带负面影响，一方面“本地开花、异地结果”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创新后劲乏力。
上海在创新方面可以说一直很努力，但成效尚相对有限，“苦种薄收”的现象较为明显。近年上海围绕创新发展投入了大量财力。力度方面，2012年上海研发投入强度3.4%，排名全国第二，高于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水平。力量方面，2012年上海拥有研发人员20.9万人，排名各省区第六，绝对量上大致相当于意大利、加拿大的水平，是瑞典等欧洲小国的3倍；每万人拥有研发人员数量88名，排全国第三。大量创新投入也带来显著的成果。
但在创新成果产业化方面，从GDP表现看，上海研发投入和成果的领先，并未在经济增速上显现出任何优势，甚至一边是投入增加，一边是增速下滑。2012年上海每万元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带来高技术企业产值10.4万元，排名全国第9位，低于广东20.3万元、江苏17.8万元的水平。在上海传统产业加速调整外迁的同时，高技术产业没办法完全弥补原有产出缺口，革旧并未鼎新意味着上海未来经济发展可能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存在波动加剧、稳增长难度增加的风险，同时也进一步暗示上海在知识生产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缺失了一些关键环节。
作为创新投入与经济产出之间重要的一环，将知识投入变为真金白银，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家的作用至为关键。
从近二十年上海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间接观察，有以下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一是总量出现下滑态势。1995年上海拥有高技术企业1467家，占全国7.8%，排名全国第四，每百万人平均110家，位列全国第一；辅以产值衡量，1995年上海高技术企业当年价总产值378.1亿元，占全国9.2%，排名全国第三。但到2012年，上海高技术企业下降至1030家，较1995年下降30%，占全国比重降至4.2%，位列全国第五，每百万人平均43家，排名下滑至全国第三位，低于江苏和广东；从产值变动看，2012年上海高技术产业当年价产值7051.6亿元，占全国6.9%，排名全国第四，低于广东、江苏和山东。尽管产值排名仍保持前列，但企业数量和产值占比均出现较大下降。
二是结构存在一定失衡。主要表现为两点：（1）内资比重偏低。2012年上海高技术企业中内资仅有414家，占全部40%（全国平均67.6%）；内资产值642.8亿元，占比仅9%（全国平均40.4%），都排名全国末位。与北京拥有联想、用友、新浪、搜狐，深圳拥有华为、金蝶、中兴等知名企业相比，上海缺少国内外知名的本土高技术企业。（2）多样性程度较低。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产值占到整体近90%，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
三是发展活力相对不足。2012年上海高技术企业中，大、中型占比约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北京1.7倍；户均产值6.8亿元，位居各省首位。从科技园区看，2012年张江高科技园区有企业2100家，仅为北京中关村科技园的14%，但户均产值2.3亿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中关村5.3倍。
高技术企业家活动疲弱进一步对上海技术创新产生了两个连带负面影响。一方面，“本地开花、异地结果”时有发生。2007年上海生物医药授权发明专利475项，排名全国第二，13项成果获2008年度国家科技奖，占该领域所获奖项的近一半，但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值排名从1996年全国第一跌至十名开外，许多成果流向外地。另一方面，创新后劲有所下降。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3》，上海综合排名全国第四位，低于江苏、广东和北京。
企业家和企业家资本
为什么重要
进入知识经济阶段后，新知识高度不确定性、高交易成本和高度不对称性三个特征，使知识溢出成为知识转变为产出的关键。作为主要渠道，高技术企业家的重要性凸显，同时引出另一个重要概念——企业家资本。
为什么企业家活动在知识经济增长阶段非常重要？事实上，企业家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阶段之间存在U形的关系，其主要机理在于：要素驱动阶段，“大企业+大生产+大市场”是实现增长的核心路径，留给中小企业活动的空间很小；进入知识经济阶段后，新知识高度不确定性、高交易成本和高度不对称性三个特征，使知识溢出成为知识转变为产出的关键。作为主要渠道，高技术企业家的重要性凸显，同时引出另一个重要概念——企业家资本，即一系列有利于新企业创立和企业家产生的要素集合，二者的活跃程度直接关系到知识转化的效率。
一般意义上，企业家资本由三部分组成：（1）知识生产和溢出。公共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机构能够产生高水平、规模化的创新成果，默许知识的存在也强调地理接近和人力资本流动的重要性。（2）知识吸纳。主要有两个渠道有助于高技术企业有效吸纳溢出的外部知识，即董事会成员与高学历高管成员。（3）创业壁垒。既包括制度性和经济性壁垒，如税率、移民政策、行政管制、腐败、商务成本等，也包括价值认同等社会性因素。
通过实证检验，笔者发现上海高技术企业家活动与本地知识生产、溢出和吸纳中存在的阻碍、政治经济周期以及创业壁垒紧密相关。
在知识生产、溢出和吸纳方面，公共科研机构高等级的创新成果仍有不足，特别是本地缺乏具有研发活力的大型本土私营企业；知识溢出和吸纳方面，现存科研考核、资源分配和管理体制限制了公共科研机构的创新质量与高技术人才流动，孵化高技术企业的开发区与知识源头之间缺乏足够的知识溢出距离。政治经济周期方面，2002-2007年间上海出现“再工业化”现象，第二产业比重从2002年抬升，直到2007年才再次回落，偏重传统产业的政策导向对高技术企业发展的积极影响有限。创业壁垒方面，管制程序繁琐、生活成本高等直接增加了创业成本，世行统计2008年在上海开办企业便利程度在全国仅排名第五。可以发现这些因素几乎都深深根植于上海特有的发展条件之中，与上海模式有较强的内在联系。
本土企业家资本的缺乏
“上海模式”在发挥其高速增长效应的同时，一方面引发有限资源下的配置失衡，偏爱与缺爱并存，对本土企业家创业活动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力度相对较弱，另一方面赶超战略下过快进入财富驱动阶段，支撑了较高水平的雇佣工资，商务成本短期快速抬升，共同影响了个体职业选择的收益预期，使“白领文化”盛行，而“创业文化”低沉，抑制了本土企业家资本的积累和改善。
“偏公、偏洋、偏大”是上海模式三个典型特征。这一模式形成一部分是在与区位历史条件的持续互动中，客观演变、非刻意的结果，但也有一部分是改革决策者主动设计的结果。上海模式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不能回避其时空限定性，上海模式在发挥其高速增长效应的同时，一方面引发有限资源下的配置失衡，偏爱与缺爱并存，对本土企业家创业活动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力度相对较弱，另一方面赶超战略下过快进入财富驱动阶段，支撑了较高水平的雇佣工资，商务成本短期快速抬升，共同影响了个体职业选择的收益预期，使“白领文化”盛行，而“创业文化”低沉，抑制了本土企业家资本的积累和改善。
国有经济与知识生产、知识溢出。从全国横向比较，2010年上海拥有国有企业9858户，占全国地方国有企业总数10.5%，总量和占比均为全国首位；上海国有资产总量9324亿元，略低于江苏，排名全国第二，占全国地方国资规模9.4%。从上海纵向看，公有制经济产值在全市GDP构成中长期占据主导，2012年仍占到49.3%（私营和个体经济占24.2%），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也超过全社会的三分之一，远高于国内其他省市。国有经济在大规模制造阶段，有其积极意义，但比重过高的负面影响在于：有限的政策和资源偏向，通过资源和精力的挤出效应，减少了对企业家资本的关注，继而影响创业活力。
外资经济与创业壁垒、职业选择。从GDP构成看，1991年外资与本土私营经济占GDP比重均为2.0%，但到2000年外资比重已高出私营、个体经济4.3个百分点，2012年仍有2.3个百分点的差距，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也显示出相似的趋势。外资比重过高的负面影响主要在于：一方面跨国公司进入有利于引入国外先进技术，但同时受其市场支配力、关键技术上的保守以及全球动态布局经营战略的影响，本土企业在由模仿、集成创新进入自主创新阶段时，会发生分工的“强制锁定”，本地知识生产体系也处于从属地位，难以实现技术追赶的收敛和产业关键环节的逐梯升级；同时政府政策偏向、相对较高的雇员工资等也会负面影响本土企业家资本。
总部经济与创业成本、创业门槛。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的政策支持下，2012年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到403家，外商投资性公司265家，位列各省首位；同时也吸引了大量央企总部、功能性机构和上市公司总部。上海在2013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入围30席，在全国最大500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占到近1/5，但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仅16家入榜，排名全国第8。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上海市中小型企业营业收入总量正在减少。偏好大型企业对企业家资本的影响，除了在资源配置上的挤出外，大量大型企业的集中进入迅速抬高包括房价在内的商务成本，提升了创业门槛。
结论
未来上海的创新发展至少有三点需要关注。一是需要对长远发展有更清晰的定位。二是需要重视企业家资本的作用。三是政策取向上需要重视企业家资本的作用。
从公元前3000年人类第一座城市乌鲁克产生以来，城市发展的每一次突破，依靠的都是创新，而每一次技术和经济的变革性演进背后，都内含着人的核心能动作用，这些人既有哈格里夫斯、瓦特，也有阿克赖特和博尔顿，更有以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等为代表的集发明者与创业者于一身的现代高技术企业家。
超大型城市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目前上海、深圳等地已明确提出构建创新城市、智慧城市，这一进程中，对传统增长模式的调整将会越来越关键。
未来上海的创新发展至少有三点需要关注。一是战略上需对产业长远发展有更清晰的定位。上海发展航运、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同时，需要对制造业有更为远期的考虑，将几乎整个产业链环节全部囊括在内的发展战略，无论从分工效率、还是投入产出角度看，两难悖论会越来越凸显。二是路径上需要高度关注本土企业家活动的重要性。作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本土企业家活动的强弱是关系未来产业能够成功转型、经济能否稳中持续发展的核心微观主体，当前深化国资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应重点培育形成一批有活力的本土企业家群体。三是政策取向上需要重视企业家资本的作用。将高技术产业作为长期发展重点，需要提升新知识产出质量，在科研和人才管理体制机制上更具“弹性”；需要关注区位的重要作用，调整既有园区布局，构建具有“展性”的高技术产业集群；需要进一步降低创业壁垒，实施具有“黏性”的企业家政策。上海自贸区带动的相关改革已经走出重要一步，但在未来的道路上，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扭转传统模式的影响。
（作者：张亮亮 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