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将 2035 年定为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点，与此相对应，上海将卓越的全球城市定为 2035年的发展目标。我有幸作为主要专家参与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简称“上海 2035”）的编制研究和政策咨询，今天想就这个问题把一些感受和思考拿出来跟大家做点讨论。我的演讲题目是“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关键问题”。我想说的是，上海与中国需要开始研究什么是中国自己的全球城市，怎样建设中国自己的全球城市。
“上海2035”的主题是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加上“卓越”二字，是因为许多国际评论与全球城市研究成果认为，上海现在已经是全球城市了，不需要到 2035 年。我们要研究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卓越”，即上海如何在已有发展基础上达到更高的境界。在这里谈三个方面的看法，探讨上海全球城市建设现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如何去那里这些基本问题。
“上海2035”要对标的不是一般的全球城市
实际上，从上一轮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提出建设“四个中心”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开始，上海就有了建设全球城市的追求。当时提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中国语言，而国际上学术界、政策界所关注的是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和萨森的全球城市概念。它们的基本指标，是跨国公司总部、生产性服务业等一些经济要素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集聚程度。集聚度越高，越是世界城市网络的中心，越是全球化的城市。所以上海上一轮城市发展的目标中，“四个中心”建设就是全球城市建设的经济内容。
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与发展，有关全球城市的概念与实践已经深化了，目前流行的是综合性的全球城市概念。一个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日本森纪念财团做的全球城市评价指标及其实证。森纪念财团（Mori Memorial Foundation）自2008年开始，结合东京搞2020年奥运会要发展成为全球城市第一名的战略目标，对全球主要城市的竞争力开展全面的调研、分析与评价，每年发布“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lobal Power City Index）即GPCI报告。指标包括经济与金融、科技、文化、可居住性、可达性、环境等六个方面。这个报告对日本东京建设全球城市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东京发展战略报告直接用这个指数来评价发展绩效并规划未来发展。2016年度GPCI报告显示，东京名列全球城市第3位，各项指标有好的平衡性。上海在这个指数中排名第12位，但是各项指标差距较大、平衡性差（见下图）。其中，第一层次交通可达性指数与金融指数分别在第4位和第7位，高于总排名；第二层次研发指数与文化指数分别在16位和17位，略低于总排名；第三层次可居住性指数与环境指数分别是25位和39位，远低于总排名。
 上海的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PCI报告，2017） |
那么现在我们研究上海发展及其规划制定，什么是全球城市的有指导性的理论框架呢？实际上，我们过去十几年更多的是追随和效仿，现在需要有自己的研究和探索。我理解“上海 2035”提出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个“卓越”具有超越传统的全球城市的理论与实践的含义。一方面，要以这个蓝图为高起点建设中国自己的全球城市；另一方面，要从这个版本出发探索有中国背景和世界情怀的全球城市理论。
什么是卓越的全球城市或者全球城市的升级版？
有关全球城市的理论研究与认识，最早的版本即 1.0 版，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包括跨国公司总部与生产性服务业等指标。2005年我参加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起的城市时代国际会议，与萨森交谈，这时已经认识到全球城市只有经济要素是不够的，还需要纳入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等要素。最近十几年来，全球城市概念中已经注入了更多的要素，比如伦敦搞创新创意产业，把文化纳入进去，这样就有人提出了全球城市2.0的概念或综合型全球城市的概念。日本森财团的研究提出的全球城市评估的六个方面及其指标就是基于这样的综合型概念。但是大家在制定“上海2035”规划的时候又产生了新的困惑，展开了新的讨论。例如，社会公平和绿色发展，是每个城市都必须有的，不是全球城市才有的，也不是全球城市独一无二的竞争力。又如，一个城市的治理水平，不管是全球城市还是非全球城市，也是必须要有的，也不是全球城市竞争力的独特维度。所以，人们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有3.0 版意义的思考，这种思考不同程度地渗入进了“上海2035”的规划文本之中。
我个人做了一个概括总结，纳入了许多人的创新性思想，同时也有我自己的一些探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全球城市的竞争力应该有两个维度，即经济竞争力维度和可持续性竞争力维度。前者是城市经济功能的全球控制力，后者是城市地点质量的全球吸引力，卓越的全球城市是两者都有强竞争力的城市。全球城市1.0版强调经济功能的竞争力，常常导致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治理等系统的不平衡；而一般的城市或全球城市2.0版可以有强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力，但不一定具有全球城市的经济功能竞争力。从20世纪的经济增长时代进入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全球城市发展需要两个系统的双向互动、相互支撑。因此从传统的经济意义的全球城市到未来的卓越的全球城市，不是沿着原来的延长线简单做加法，而是要上一个台阶，在新的起点上做非线性的发展。
对上海的两个竞争维度匹配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经济竞争力维度层面，上海过去十多年明显呈上升趋势，现在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可以相对稳定地排在前 10 位。但是在地点质量或可持续竞争力维度层面，上海的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常常排在 90-100多位，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新加坡有较大差距，在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系统之间有严重的不匹配。上海发展原来比较多地强调“四个中心”（现在是“五个中心”）的经济建设，对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研究不够。现在强调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同时对什么是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加强研究。一般而言，经济竞争力要有特色和不可替代性，可持续发展竞争力要有均衡和全面发展性，两者互为因果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上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那么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就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提升经济竞争力，后者作为原因的作用在增大。
二是全球城市的经济竞争力要靠创新创意来驱动。对全球城市的经济竞争力，现在更深度的思考是要靠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来驱动来渗透，所以经济竞争力维度包含了金融、科创、文化三个重要的要素。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兴起》一书中，描绘了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到服务经济再到创意经济的发展过程，认为全球城市是创新创意的城市。他把从事非重复性的创意创新的人，包括科技、法律、艺术、设计、教授等称为创意阶层，认为这应该成为衡量创新城市的非常重要的指标。特别是研究全球城市，世界上已经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即所谓金融科技（fintech）概念，强调资金的流动要有利于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科技新产业，这些产业的特点是通过金融服务来使用创新技术。例如东京的目标是到2020在全球城市排行中能够超越纽约和伦敦名列世界第一。他们注意到单独的金融中心已经当不了未来的全球城市，而是需要创新中心与金融中心相整合，“东京2020”行动计划强调要在东京都及其周边地区建设10个创新中心。这对“上海2035”如何提高全球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应该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即要更加彻底地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建设具有金融科技新版本意义的全球城市。
在提高经济竞争力方面，全球城市特别要发挥好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辐射力。上海作为中国桥头堡意义的全球城市，一方面要对接国际，另一方面要对接区域。应该说，在全球城市理论的中国化中，上海是有优势的。上海建设全球城市，长期对标的短板仍然是对外的辐射力量，但恰恰可以利用它的国内后盾区域来做支撑。现在大家讨论全球城市发展，有一个美国的城市区域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即旧金山湾区。旧金山不在全球城市榜的前十位，但旧金山湾区变成了全球创新区域的一个标杆。它带给上海的启发在于，崛起中的长三角和杭州湾区，应该并且可以变成中国东部沿海的新型全球城市区域，这给上海建设全球城市提供了新的话题。原来的区域中心城市概念是科层制导向的中心—外围观念，认为中心对外部的资源配置作用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因此重在封闭式地自我设计城市发展功能，不管这些功能是否对外部真正有作用。现在看城市区域发展，需要强调网络状的关系，需要从外部的横向需求中强化上海独特的资源配置功能，强调用长板功能加强上海的区域经济和国际经济影响力。上海有很多跨国公司总部，他们是通过上海作为门户城市往中国内部辐射的。但中国本土的公司，通过上海变成跨国公司向外辐射的能力却不成比例，这当然是上海的短板，但上海的长板是有长三角这样的内部非常广阔的腹地。所以，在补短板的同时，更要发挥好长板的作用。
三是全球城市的地点质量强调可持续性的三重底线。经济收入、就业、缩小社会差距、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公众参与水平等是所有城市发展应该注意的方面。这恰恰是联合国强调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概念或一些城市经济学家强调的地点质量概念(quality of place)。我非常同意联合国人居署主管Clos的观点，建设全球城市要注意到人才对城市竞争力的增强具有“绑架”意义，在发展战略上要从工业城市的People follow business（人追随商业）模式转入创新城市的Business follow people（商业追随人）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建设是商业吸引人才，市长招商引资，招来商业以后，就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就业岗位了。但搞全球城市是倒过来的，变成了商业追随人才，跨国公司追求的是有创新创意潜力的高质量人才，而这些人才追随的是地点的质量。所以城市质量成为了城市竞争力的支撑系统和触发系统。把可持续发展的三重底线纳入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除了包括社会面的生活质量、经济面的经济增长和自然面的资源环境消耗之外，重点是要强调三者之间的关系，要从原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伴随着资源、土地、能源消耗正增长，转向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
地点质量的概念对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三个分目标都有启发意义。一是就创新之城而言，原来的营商环境理念只针对那些全球公司，以为全球公司来了，就能吸引人才了。现在发现人才是可以“绑架”全球公司的，因此需要倒过来用地点质量吸引人才，然后吸引高质量的全球公司。二是就人文之城而言，地点质量表现为城市中的人应该不分等级高低可以平等地获得公共服务，而不是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三是就生态之城而言，要从先发展后治理的“摸麻将”状态，转化为资源环境生态约束下的经济社会繁荣的“换麻将”状态。
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12345”战略
现在“上海 2035”已经得到中央批准，其框架设计可以概括为“一总三分”。一个总目标即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以及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三个分目标即三个“之城”，经济维度是创新之城，社会维度是人文之城，环境维度是生态之城。三个分目标正好对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人居署新城市议程的三根支柱——经济支柱、社会支柱、环境支柱。加上后来强调的“两个高”即高质量发展和高生活品质、“四大品牌”即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我可以粗略地说，上海2035年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路线图，可以认为是一个“12345”的发展战略。
其中，“两个高”是卓越的全球城市的两个支柱，通过“三个城”展开；而“四大品牌”和“五个中心”是上海要追求的世界级的经济竞争力，两者是载体与目标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以促进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
一是加强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前面已经强调，未来的全球城市升级版不是单一的金融中心，也不是单一的科创中心，而是金融与科技的大融合，科技金融（Fintech）已经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战略性话题。很长一段时期，上海有关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的研究与政策是分列的，思考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需要破解上海金融发展如何支持科技创新的话题，要将上海的金融优势转化成为创新创意优势，通过融合释放出乘数倍增的效应。最近成立的上海临港金融—科技联合园区是值得做大做好的例子。
二是加强上海城市的宜居性与地点质量。传统的全球城市通过降低商务成本来吸引企业和劳动力，全球城市升级版要通过提高地点质量和高品质的生活来吸引高层次人才，从而达到吸引高层次的企业与投资的目的。城市宜居性和地点质量是提高上海城市营商环境的重中之重，它涉及教育、医疗、休闲、生态环境、城市便利性、政府体制等各种软环境。当然，这不是说上海在这方面的建设与发展是落后的，上海的生活质量在国内一直是吸引人的亮点。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上海要提高城市宜居性与经济竞争力相匹配的程度，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更大力度的跃升。例如在资源环境消耗方面，要争取到2035年实现四个方面的负增长，即建设用地负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零增长和负增长、水资源消耗负增长、垃圾产生量负增长。
三是加强政府、企业、大学的界面互动。传统的全球城市发展是经济导向和要素驱动的，主要涉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全球城市的新版本是可持续发展导向和创新驱动的，要强调政府、企业、大学之间的三螺旋和互动，这是全球城市合作治理的新要求。大学是溢出人才，企业是科技创新，政府是提供包容性的发展环境，这三个主体之间相互联动，才能让上海的再出发与建设全球城市新版本的愿景相一致。特别是，上海的大学与学科有接地气的社会服务能力，与上海城市的产业与社会相容性强，可以为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我们不用总是感叹上海错过了马云、马化腾这些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但是一定要用好上海那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智慧众筹”。
四是加强全球城市新版本的指标体系研究与建设。上海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从现在起就要加强这方面的独立自主研究。要以结构化的全球城市新版本为目标，研究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即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指标、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的指标以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要把世界最好标准和最好水平转为上海自身发展的标杆与北斗星，同时在国际对标中注入中国元素与上海韵味，用来长期引导上海发展的战略规划、有效执行、绩效评估。特别是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单纯以现在的纽约、伦敦、东京、巴黎为对标对象，没有自己的创新与超越，难说具有领跑性的意义，搞得好是并跑，搞得不好仍然是跟跑，这特别需要来自政府与研究机构之间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创新。
